虽然董学法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只上过四年半小学”，但是当真正和他交流时，你很难相信面前这个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的谈吐，他的见解，他的品德，他的心态，他的境界，都让人叹服和敬佩，而这些，也构成了董学法独特的人格魅力。

　　一、在北京想念安徽

　　1988年春，一个高高瘦瘦的安徽小伙子走出北京火车站，用稚嫩明亮的双眼望着这座期待已久的城市，脸上的表情兴奋又茫然。二十年前北京的春天，似乎比现在的春天要冷，湛蓝的天空和金黄的阳光，抵不住初春料峭的寒气，18岁的董学法深呼吸一下，看呼出的气在空中变成一团白雾，他告诉自己新的生活要开始了。

　　这已经不是董学法第一次离乡到一个新的城市。他的故乡，是安徽无为县的一个小村。那个多雨水的村子，经常在洪水的冲刷下成为汪洋，庄稼因此颗粒无收，贫穷，使得村里的大部分青壮年出外打工谋生。成绩优秀的他，面对无法控制和改变的天灾，选择向生活妥协，读到小学5年级就主动退了学，加入到浩浩荡荡的打工大潮中。

　　这里是北京，但是董学法无暇多看几眼古都的红墙绿瓦，无暇感受首都的大气浑厚。生存问题，迫在眉睫。赶快挣钱，挣很多钱，回老家，盖大房，是18岁的他当时唯一的心愿。

　　工作很快找到了，顺义区的一个水磨石厂，做杂工，每天的工作就是砸石头，拉石头。在石头的世界里，董学法感觉到年轻的身体在被这些巨大坚硬的东西扭曲着变形。他不是嫌这份工作辛苦，这不是他第一次打工干重活，再说农村出来的孩子，吃得住苦。问题是，超负荷、超强度工作，身体需要能量来补充，正是长身体的年纪，他一顿能吃下8个馒头，喝下5碗粥。厂子只负责住宿不负责吃饭，饭钱要在工资里扣。干了一个月后算工资，90元的工资，扣除饭钱，董学法的工资为零。他决定换个工作了。

　　第二份工作是在顺义区的一个砖厂拉土坯。拉一车两毛四分钱，多劳多得。董学法听到“多劳多得”四个字笑了，身上一下子又有了使不完的劲。一车两毛四，一天拉50车，就是12块钱，一个月就是360块。他在心里算了算这几个数字后，内心无比愉悦，水磨石厂带给他的不快，一扫而光。

　　但是另外几个数字很快显现出来，一车500块土坯，一天要干15个小时才能拉够50车；一个月发一副手套，一副手套拉一车土坯后就磨烂了。年轻的董学法咬咬牙忍了。每天的生活就是装土坯，拉土坯，卸土坯，单调，重复，劳累。每一天，十个手指被土坯磨得血肉模糊，一碰就钻心的痛；身上的汗从来没干过；为了多拉几车，多挣几毛钱，他总是干到很晚。

　　很多个夜晚，当夜幕低垂，四周的喧嚣逐渐隐去，北京的郊区在夜幕下显得安静而荒凉，劳累了一天的董学法坐在门口，抚摸着被汗水浸透又变干的衣襟，感受着夜的沉静和风的凉意，他就会想念他遥远而贫穷的故乡，惦记他儿女不在身边的双亲。

　　这份工作董学法干了大半年，当迎面吹来的风又带上寒意，第一场雪慢悠悠地飘下来，隔夜的凉开水在瓷茶缸中冻结，北京的冬天来了。农历11月底，董学法领完最后一个月的工资，把以前存下来的工资全拿出来，一个人躲在房里一遍一遍地数，数到最后禁不住泪眼模糊。14岁就出门打工，惟有这次，他挣的最多。1000多块钱，在20世纪80年代末，对老百姓来说，简直是一笔巨款。

　　董学法带着这笔“巨款”回家过年，他把钱拿给母亲时，母亲心疼得流泪了，她啜泣着说：“孩子，你一定吃了不少苦……”董学法这次没哭，他尽量让自己笑得很灿烂，“一点都不苦，过了年，我还去北京，挣更多的钱拿回来孝敬您。”

　　二、骑行在深夜的北京

　　1989年春天，在北京市朝阳区的垂杨柳中街菜市场，经常来这里买菜的居民发现卖菜的队伍中多了一张新面孔，这张面孔非常年轻，总是面带笑容招呼顾客，给的菜分量也很足。他卖菜的时候，经常会和顾客出现这样的对话--

　　“阿姨，您要两斤黄瓜是吧。还差一两多，再添一个吧。”

　　“好啊，小伙子，就再添一个。”

　　“三斤二两了，算了，收您三斤的钱。”

　　“好，给你钱，真是过意不去，小伙子。”

　　“没关系，您拿好，下次再来。”

　　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就是董学法。过完年回到北京，他就在老乡的介绍下来这里卖菜了。上面的场景就是他卖菜时和顾客打交道的一个缩写。附近居民很快就知道，菜市场来了个小董，人热情，菜的分量足，价钱又比别人的低。所以，董学法的菜卖得最快。但是，也因为分量足，价格又低，董学法看似生意很好，其实根本没赚到钱。因为做这种生意，利润的赚取，全在于短缺的一两二两，董学法不但不短缺，他还给的多。

　　董学法懂得这个道理，但是短斤缺两的事，他干不出来。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和大兴一位来菜市场送菜的菜农聊天，菜农不经意说起：如果亲自去菜地里摘菜，菜价就给他便宜一些。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董学法的眼睛亮了，他问菜农：当真？如果我亲自去菜地里摘菜，菜价就便宜？菜农点头：当真，但是这里距大兴这么远，你去摘菜也不方便啊。董学法激动得握住菜农的手，连声说方便方便，您快和我说说具体地址。

　　虽然董学法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只上过四年半小学”，但是当真正和他交流时，你很难相信面前这个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的谈吐，他的见解，他的品德，他的心态，他的境界，都让人叹服和敬佩，而这些，也构成了董学法独特的人格魅力。

　　进价如果能够更低一些，利润就会高一些，即便一斤只差一毛钱，一百斤就能多挣10块钱，董学法这样算着，为遇到了这样好的机会激动着。所以，那在地图上看起来都很遥远的距离，在19岁的董学法看来，根本不是问题。他的卖菜生涯，由此转折，改为自己从菜地摘菜，运回来到菜市场卖。董学法卖菜的生活，从此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每天，凌晨2点时分，整个城市沉浸在茫茫夜色中，人们都在熟睡，董学法起床了。在人力三轮车上放上七八个大菜筐，裹一件厚衣服防寒，他用力蹬一下车轮，奔赴大兴菜地。当时北京的交通远没有今天的方便，马路远不是今天看到的如此宽敞平坦，他只能一路颠簸着前行。沉沉的夜，看不见行人的道路，董学法想到的不是害怕和孤独，而是蹬快一点，再蹬快一点，早些时间赶到目的地。逢上下雨，大兴乡间的土路泥泞难走，他没办法蹬车前行，就下车推车走，一身泥巴，一身汗水。

　　路上的时间为两个多小时，到达菜地时大概是早上5点钟，天色微亮，他来不及休息，又要忙着摘菜了。菜农是不帮忙的，七八个大筐的菜，全靠他自己一人摘，一人装。忙活完，通常已是下午两三点钟，再骑回朝阳区，赶到菜市场卖。有很多次，因为太累，他在摘菜时躺在地上就睡着了。

　　多年以后，董学法再回忆起当年艰辛的卖菜生涯，讲述最详细的一件事，不是关于他的辛苦，而是关于一次撞车。

　　是一个下午，他摘完菜回去，有一段路必须穿过马路逆行，郊区的马路，本来人并不多，但是对面一个骑车的小伙子骑着车时东张西望，根本不看路，车子骑得歪歪扭扭。董学法握紧车把，紧贴路边蹬车，他目测一下这个距离是撞不上的。可是两人擦肩而过时小伙子看到对面有人，一紧张车把一扭就和董学法撞上了，人没受伤，但是三轮车把挂住了他的西装，划了一道长口子。

　　小伙子一口咬定事故是因董学法逆行引起，他的西装价格不菲，非要董学法赔偿损失。刚买完菜回来，董的口袋里只剩下几十块钱。他一再地赔礼道歉解释之后，还是拿出了口袋里所有的钱，连带自己手腕上戴的手表，一起给了小伙子。

　　多年以后，董学法讲起这件事，表情里依旧有着些许的无奈和委屈。

　　从1989年到1992年，董学法在垂杨柳街卖了3年的菜，虽然看似生意兴隆，他的菜永远卖得最快，但是他挣钱最少，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挣到什么钱。因为他的菜一直物美价廉量足。眼看身边卖菜的同伴挣了大把大把的钱，在他的介绍下他们也改为去大兴菜地直接摘菜运回来卖，从而挣了更多的钱。
　　而董学法，依旧没有钱。三年过去了，他没有挣到很多钱，回老家盖大房子。

　　1992年，母亲来京，亲眼看到儿子如何在菜市场卖菜后，说了一句话，“儿子，你人太实在，不适合卖菜，做点别的吧。”董学法无声地点了点头。

　　其实，这三年，他一直在寻找别的工作机会。

　　1992年这年，一个工作机会来了，他当时不知道，这份工作会让他的命运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