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求是》杂志第10期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发展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文章在谈到“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问题时,引用古语“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强调我们“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切实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这句话出自三国时期魏国谋士、军事家钟会的政论性文章《刍荛论》:“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非独谓府库盈、仓廪实也。且府库盈、仓廪实,非上天所降,皆取资于民,民困国虚矣。”意思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富裕,不单指国库充盈、粮仓充足,还指人民富裕。国家的财富取自于人民,民穷则势必国库空虚。这段话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同时也揭示了民富与国富的关系,对我们今天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具有启发意义。

古人关于民富有很多探讨,基于民本思想的观点认为民富是国富的前提,在政策上应把富民放在优先的位置。管仲说:“善为国者,必先富民”。孔子曾建议鲁哀公实行“使民富且寿”的政策,理由是“薄赋敛则民富,无事则远罪,远罪则民寿。”荀子在谈到民富与国富的关系时更明确指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因此英明的君主必须爱民,用政策使百姓富裕。如果君主肆意搜刮民财,导致“百姓虚而府库满”“上溢而下漏”,那么就会出现“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的局面,国家倾覆灭亡也就为期不远了。这些观点代表了中国传统社会主流的价值观,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

从实践来看,凡属盛世往往是为政者较为重视采取富民政策的结果。比如汉初的文帝、景帝,采取“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等措施,使得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从而出现文景之治的局面。唐初李世民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减轻赋税,促进农业发展,同时重视发展商业和贸易。这一系列富民政策使唐初经济迅速发展,国力日渐昌盛,为大唐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了一个道理:经济兴则国运兴,民富则国强。

“治国之道,富民为始。”这是古人总结的治国经验。中国共产党将古人的经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人民至上作为自己鲜明的政治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始终不渝的价值追求。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把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作为衡量经济政策对不对的标准。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也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也不能掉队。”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使党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顺利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着力点,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必然选择。

富民之道,共同为要。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里的“共同”不是指整齐划一,所有人都达到同样的富裕程度;也不是指所有地区齐头并进,同时达到同样一个富裕水准。作为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共同”,首先,要求的是平等,这个平等意味着每个人有同样获得某种利益的机会,即机会均等。其次,“共同”承认差别,允许合理地差别对待。我国不同群体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差异很大,发展也不平衡。一方面,国家鼓励有条件的个人、地区率先发展起来,并起到示范、带动作用,最终实现共同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对低收入人群、落后地区,在政策上给予支持。比如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加强帮扶保障强度。同时,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防止两极分化,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作者:杨福忠,系河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