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频

　　九月多秋思。迎着薄薄雾岚与苍苍蒹葭，我那看起来漫不经心的思绪，有一缕牵挂着鲁迅。似乎这一辈读书人都患着无大碍的“间歇性头痛”——每年一到此时，总会有随机而降的警示与提醒；说“紧箍咒”不恰当，称“良性的约束”是实在的。这可不是矫情！

　　回首往事，我和我同学的精神成长史，与鲁迅的文化传播史和接受史密切相关，皆因鲁迅的地位，比他同时代的文化人都要高。我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上的中学，课堂内外，同鲁迅“遭遇”多；这些年来，虽然学界对鲁迅进行了多次阐释，但鲁迅形象的变化不大——我说这话的根据，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版的《鲁迅年谱》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的《鲁迅年谱》两部书。众所周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占据的鲁迅资源最多，也最强势，出版过各种版本的鲁迅著作，由李何林先生领衔主编的四卷本《鲁迅年谱》及其增订本深入学界，目前尚无替代本。而我要说的，是1979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年谱》，分上下册，编定于1974年4月。

　　此《鲁迅年谱》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当年由“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市委写作组”，写鲁迅的都用笔名“石一歌”，我说的这个《鲁迅年谱》与它对立，编写者是复旦大学、上海师大、上海师院三家组成的“《鲁迅年谱》编写组”；实际上，这部书是复旦大学和华东师大一起编写的——1972年，华东师大与上海师院、上海教育学院等校合并为上海师大，1980年又恢复为华东师大。其“后记”标明，围绕宣传鲁迅，他们和“石一歌”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鲁迅年谱》编写组”的成员中，大名头的有吴中杰先生和潘旭澜先生；施蛰存先生也参与其中，因故不便列名。吴中杰先生老当益壮，直到现在还笔耕不辍，《书城》的专栏多谈鲁迅，源源不断。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年谱》的出版说明中，特别提及他们曾借阅、参考了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年谱》。

　　鲁迅一生有两个重要阶段使他区别于他者。第一，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卓然成家，成为现代知识者的代表、进步文化的领袖。第二，居于上海时期即人生后期，从属左翼文化阵营。从1930年3月“左联”成立，到1933年2月撰文《为了忘却的记念》纪念“‘左联’五烈士”，鲁迅的红色情怀和大义凛然难以磨灭。正因如此，鲁迅逝世后，为了树立新文化的代表，作为和国民党当局开展政治斗争与思想文化斗争的应对策略和举措，中国共产党发动一系列悼念鲁迅的活动，不仅使鲁迅成为文学界和思想界的权威，也使他超越了同时代的文化名家与大家。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年谱》很耐读，没有明显舛误，这我要实话实说，对此感触尤深。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32年至1934年初，鲁迅与瞿秋白往来密切。“文革”时瞿秋白遭诬陷，直到1980年才平反昭雪，这版《鲁迅年谱》照旧记载两人的交往，没有回避历史事实，由此可见编写者的风骨。当然，书中也有几处存在争议，后来被考证为虚无。比如鲁迅和茅盾联名给陕北发电报之举，或曰祝贺长征胜利，或曰祝贺红军东征，两部《鲁迅年谱》各有表述，不过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年谱》，在细微处的考证和注释更翔实一些。而对鲁迅的“全部作品都入谱，各篇皆单独列目，并视其重要程度分别撰写时代背景、内容提要和写作经过”，两部《鲁迅年谱》都依循了这样的表达方式，相同的语境，决定了它们的一致性、趋同性。

　　上世纪八十年代，“读书无禁区”，那是纸质图书的“黄金时代”。大概是1980年，武汉三镇卖降价书的地方有很多，定价1.43元、分上下册的《鲁迅年谱》，我半价购得，书上还钤有“半价”的印章。这套《鲁迅年谱》跟随我几十年，不离左右，对照鲁迅研究的发展方向，我每年都会翻一翻，真心觉得编写者不简单。最近几年，我读了不少写鲁迅的文章，发现有的说法又回归了，很有意思。

　　2021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转眼间，我上中学，也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年谱》，直到2012年11月才有了修订本，易名“鲁迅年谱长编”，为图文豪华版，出完第一卷（1881-1921）就停下了。

　　不禁试想，再过半个世纪，鲁迅诞辰190周年时，世人又该怎样评价鲁迅和他同时代人的关系？

　　前几年流行这么说——

　　既疏离庙堂又远避江湖，鲁迅始终以独立的精神人格，独立不倚的文化风骨，不依附于任何政治集团或势力，牢牢立足于、扎根于古久辽阔而又苦难深重的华夏山泽大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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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