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清代书画家、政治家。山东省高密县逄戈庄人(原属诸城)，祖籍江苏徐州丰县。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士，刘统勋子。官至内阁大学士，为官清廉，有乃父之风。乾隆十六年的进士，做过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

　　我曾在《刘墉宅第今何处》、《礼士胡同的清大学士故居》两文中，对刘墉和敬信的故居进行过讨论。前段时间，一位敬信的后人，从沈阳来北京到礼士胡同43号瞻仰祖居遗存，提供了一些新信息，愿与读者共享。或许可供有关部门参考。

　　“礼士43号”一说似误传

　　刘墉故居在朝阳门地区礼士胡同无异义，但在胡同43号还是在70号有不同观点。在礼士胡同西口北墙上，介绍胡同的牌匾上写：据说43号是刘墉故居。专家在介绍朝阳门地区胡同文化时，也讲刘墉故居在礼士胡同43号。两者可能都出自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北京胡同志》一书。我曾向该书一位编委请教其根据，回答是根据刘宝瑞先生说的相声中讲刘墉住在礼士胡同东头，而东头只有43号有门楼，因不是史料，故加了“传说”二字。牌匾上的“据说”可能是由“传说”演绎成的。

　　敬信后人赠书相证

　　敬信后人给我介绍一本《寻访京城清王府》，该书认为43号不是刘墉故居，而是敬信故居。其作者掌握清代八十多位王爷的详实资料，与八百多位清代王爷皇族后裔建立了良好关系，他用史料和实地调查寻访写就了这本书，现将其有关论述抄录如下：“敬信的宅第在东城礼士胡同东口路北，有房屋一二百间，占有3个院子，居中的院子老门牌为19号，东院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是马圈，北部是花园。西院和中院都是由几进院组成，建筑物比较接近，门外均有上马石和石狮子，后院外是前拐棒胡同。清末明初，西院由告退体仁阁大学士敬信之孙、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墨麒之长子、后补员外郎宝贤暨子万龄居住。中院由宝贤之弟、员外郎宝文暨子延龄等居住。解放初期宝文先生把宅第卖给外交部，但宝文一家并未迁走，仍在后院保留五间北房自住，在石碑胡同开后门出入。”　

　　敬信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六子的后代，光绪29年升体仁阁大学士，一年后病免，可能因此称告退大学士。文中提到的石碑胡同是23号西侧的夹道，1967年随礼士胡同改称瑞金路28条，1973年恢复礼士胡同名称时并入礼士胡同。夹道东侧最北为礼士胡同51号，应该就是宝文卖房后开的后门。确切讲应该是侧门或旁门。　

　　1948年民国的户籍档案印证了该书的论述。民国三十七年《北平市警察局一分局户口调查表》中，礼士胡同19号住户有两张表，一为金宝文，家人5口，仆人4口；金延龄家有妻、子、妾共4人。为什么加姓金呢?敬信、宝文都是名，其姓都是爱新觉罗。姓金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袁世凯称帝时，给爱新觉罗家族赐姓金，另一种说法，满语“爱新”为金，“觉罗”为姓的意思，随汉姓改姓金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也有用名字的第一个字为姓的，如启功先生，别人给他写信，写爱新觉罗启功收，他给人家退回，声明自己姓启名功。好像是为了抗议和蔑视“赐姓”。　

　　北京档案馆也认定43号是敬信的故居，朝阳门办事处办“迎奥运胡同展”时，请北京档案馆研究人员指导，在有礼士胡同43号门楼、老门牌19号户档的照片展板上写：“清光绪年间，以体仁阁大学士敬信贵显，敬信长子墨麒，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宅第位于胡同东口路北，称为礼士胡同墨家。”　

　　综上所述，礼士胡同老门牌18、19、20号三个相邻的院是敬信的故居，其相对应的新门牌号为39、41、43号(新门牌胡同北均为单号)。建财贸学院大楼前，老街坊都看见过，41、43号两个院门楼相同，都是广亮大门，门外两侧为八字墙，大楼建成后，东院和中院成为财贸学院一户为41号，39号成为空号，敬信故居的遗存也只有43号一个院了。顺便说一句，据上述，《北京胡同志》和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地名典》，都将敬信的故居写成了123号(原礼士小学)，似有误。

　　刘墉故居另有他处

　　刘墉故居不在43号，在哪呢?该书认定在礼士胡同70号，现将其论述摘录如下：刘墉故居在清末已是军机大臣世续宅第的一部分，世续家前门在灯草胡同，后门在礼士胡同70号，共有房间230间，刘墉故居只有44间。世续之曾孙金桂岳先生就住在礼士胡同70号，在他的住房原有悬匾一方，上书“乐素草堂”，落款刘墉，证明70号曾是刘墉故居。　

　　解放初期，北京档案馆也访谈过金桂岳，其访谈录有档可查，也证明70号是刘墉故居。《北京地名典》也写刘墉故居在礼士胡同西头。

　　上述结论与史料相符。在清政府任过江都知县和执教过京师大学堂的震钧先生，在他所著《天咫偶闻》中，用他亲眼所见记述了刘墉故居情况。原文为：“刘文清公故第在驴市胡同西头，南北皆是。其街北一宅改为食肆，余幼时屡过之，屋宇不甚深邃，正室五楹，阶下青桐一株，传为公所植。街南墙上横石，刻刘石庵先生故居七字。今屋皆易主，北宅久坼，横石亦亡矣。”文中文清是刘墉的谥号，石庵是刘墉的号，驴市胡同宣统时改称礼士胡同。1906年前无门牌号，只能用东头、西头、中间等表述。　

　　南宅“皆易主”表明南宅尚存，70号位置符合胡同西头和路南，特别是院内几栋古建，气势宏伟，外墙磨砖对缝，内部装修精雕细刻，在胡同西头绝无仅有。住在70号的李宝罗先生曾听一位古建筑专家讲，根据砖的颜色推断，该古建筑至少已超过150年了，刘墉逝世大约200年了，如鉴定超过这个年限，似可印证这就是刘墉故居遗存了。　

　　“百度”曾经根据“不甚深邃”等线索，在《乾隆京城全图》上，推测西数第三门是刘墉故居，70号按现门牌号为第四户，但门开在东侧，古建都在其西，即使不考虑百年的变化，也与第三门基本吻合。似可视为重要参考。　

　　史料考证“四十四间”　

　　记述刘墉故居有44间，也是以史料为依据的。清乾隆五十四年一则《奏销档》，记有给十三位汉臣的赐第清单，其中第三位为：“乾隆二十一年赏给刘统勋驴市胡同房四十四间，现系伊子礼部侍郎刘墉居住。”因北宅正房只有五间，即使有厢房也只能有十多间，四十四间应大部分在南宅。43号有三个院一二百间，也可证明那不是刘墉故居。　

　　此外，李宝罗先生，曾在其居所听他的校友、清史专家杨乃济教授说过：“我考证过，礼士胡同70号到灯草胡同35号，是刘墉故居的南宅。”　

　　据说《北京胡同志》正在进行修改，期待对刘墉故居的定位要以史料为依据，不要以可虚构的相声为依据，否则，即使加上“传说”也可能演绎成“史实”。（新东城报）

（责任编辑：李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