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晚报
时间:2018-01-26江南著名的藏书画楼过云楼传到第三代、书画家顾麟士手上时,他除了继续收藏书画外,还特别关注宋元明等善本孤本,以丰富过云楼的藏品。一直以来有人撰文说,过云楼的书画尽人观赏,而古籍珍本秘不示人,当年藏书家傅增湘来苏时几番请求才得以观看,并须遵循顾麟士提出的“只能看不能抄”的苛刻条件。最后凭着傅氏的超人记忆,每晚记下白天所过目之书,且于上世纪30年代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发表其编纂的《顾鹤逸藏书目》。顾氏后人顾笃璜先生对此种说法一直持否定意见,认为祖父绝对不会这样,也鲜有人有这么好的记性。真相如何,不得而知。偶尔读到傅增湘写给顾麟士的三通书信,了解到傅增湘确实到过云楼观书,并向顾麟士求书求画。
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四川江安县人,光绪年间进士出身,既在清朝选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又在北洋政府时期做过教育总长。他最爱藏书,是继杨氏海源阁、瞿氏铁琴铜剑楼等清代四大藏书楼后的又一大家。他一生所藏宋金刻本一百五十种,元刻本善本数十种,明清精刻本、抄本、校本更多,总数达二十万卷以上,除在藏书、校书方面具有影响外,他在版本学、目录学方面也颇有建树。
在第一通信函中,傅增湘提到自己入阁已过一年,他于1917年12月4日出任教育总长,直至1919年5月,由此推断此信可能写于1918年底或1919年初。傅增湘坦率地向顾麟士提出要求,即他前年在苏州顾麟士家看到与其家乡有关的两种藏书:“一为眉州杜大珪之《续碑传琬琰录》,一为《龙川略志》,弟均拟刊入《蜀贤丛书》”,希望顾麟士能割爱转让。同时傅增湘表示,如果顾家不愿“惠让”,那么是否可以借阅,“或影钞一部,或校勘一通”,为了消除顾麟士的疑虑,傅氏提出“交部挂号,万无一失”,校勘完毕立即奉还,不会拖延。然而傅增湘考虑到藏家对物品的珍爱之心,也认识到北京苏州路途遥远取归不易,又提出了一种新办法:即运用照相机技术,书不用“远行”就可以达到目的,而他将“托沪友携照象(相)具到苏,将原书摄影,一分记祗数十页”,这样的速度只需两日就可以完工。最后傅增湘说只要顾麟士不“斥其妄、笑其愚”,哪怕只借一种藏书,不仅是傅增湘之幸,更是“吾乡先辈冥中百拜所求者也”,所言令人心动,或许唯有爱书成癖的人才会说得如此真切与动情。傅增湘点名所要的两种书均为宋本,《续碑传琬琰录》全称为《皇朝名臣续碑传琬琰录》,而《龙川略志》、《龙川别志》则是苏辙所撰,皆是重量级的宋刻本,这自然引起傅增湘的高度重视。
目前没有看到顾麟士的回信,但从傅增湘的第二通信函中,可以获悉顾麟士对傅增湘提出或借阅或影钞或拍照两种书的要求,只同意影钞《龙川略志》、《龙川别志》,而且并不采纳照相这种新法。历代藏书家对钞书很讲究,纸张与钞书人的选择同样重要,产于浙江开化而命名的开化纸是清代以来最名贵的一种纸,因其质地细腻、柔软洁白、薄而韧性强成为清廷宫内专用纸。傅增湘专程从北京寄纸到苏州,在第二通信函中写道:“开化纸觅得数十纸寄呈,敬希代属善书人摹写《龙川别志》,以践前宿约。”他又与顾麟士相约“霜叶飞红,南游有日”,同时傅增湘还惦记着顾麟士的画作,希望到苏之时将顾氏“允赐”的画作与影钞的书一同带走。
第三通信函中,傅增湘告诉顾麟士已结束杭州的旅程,准备到苏州拜访他,同时询问所允诺的画作是否已经脱稿,是否已请人用开化纸摹临《龙川略志》?他称赞这本书为“海内孤帧”,因此务必要请文士善书的人“著意摹临”,提出顾麟士的友朋中有无钱罄室、金耿庵这样的高手?表示事成后一定给予丰厚报酬。顾麟士是晚清民国画坛名家,傅增湘在求书的同时,不忘求画,三封信中两次提到画事,这多少反映了顾麟士作品的魅力。
1926年,顾麟士将请人所抄的《龙川别志》、《龙川略志》寄到北京,傅增湘写下题识:“丁卯六月十七日,晨起校影宋本四卷本,原本藏吴门顾鹤逸,其详别记之,藏园居士。”他为影印作跋:“乡人李香严廉访旧藏宋刊本《龙川略志》、《别志》,号为孤本秘笈。廉访身后,箧藏尽散,是书为吴门顾鹤逸所得。辛亥以还,余数数往来吴中,因识鹤逸于怡园,获观是书,昨岁更影写一本相寄,将以入吾《蜀贤遗书》中。”目前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影印宋本《龙川略志》、《龙川别志》,就是傅增湘从过云楼“求”来的。
顾麟士曾为傅增湘画过《双鉴楼图》,请苏州人章珏题诗,此画当为傅氏书信中所求之作。傅增湘也为顾麟士从北京代购了洪武《苏州府志》,此书连同《龙川略志》等一起珍藏于南京图书馆。(沈慧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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