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故事之“艺术无我”
来源：北京晚报
时间：2018-08-21
清·朱耷 鱼石图卷 克利夫兰艺术馆藏
八大山人在年过半百后，突发癫狂，焚裂僧服，摆脱葛藤露布的束缚回到世俗社会。怯懦于外而傲岸于内的八大山人，以癫狂而入艺术王国，宣泄笔墨，为所欲为，充满着非理性。晚清书画理论家杨恩寿在《眼福编》初集中，曾记载八大山人的作画方式：
山人玩世不恭，画尤奇肆。尝有持绢求画，山人草书一“口”字大如碗，其人失色；山人忽又手掬浓墨抹之，其人愈恚。徐徐用笔点缀而去，迨悬而远视之，乃一巨鸟，勃勃欲飞，见者辄为惊骇。是幅亦浓墨乱涂，几无片断，视则怒眦钩距，侧翅拳毛，宛如生者，岂非神品！
八大山人天才卓荦，惊世骇俗。用心与他人毫无共同之处，被时而失望、时而狂喜、时而紧张、时而和平的精神所支配，以致其转瞬即逝的表现超绝不凡。他画中的曲线、直线、角状和圆形，都有着强烈的生命感和节奏感；他表现的对象，与现实世界的距离是那么遥远，其所见“无复山水之相”，其所画“废物象而取其真”。他在其中澡雪精神，奔逸绝尘，几近崩溃的神经，得以舒缓与洗礼；几近失去的理智，得以复苏和修整。
癫狂的发作，是八大山人前后创作的分水岭。八大山人的绘画创作前后差别如此明显，亦非偶然。从康熙十七年（1678年）在临川初犯癫狂始，到回南昌后流浪街头，八大山人断断续续的癫狂约有五年时间。由癫狂到从癫狂中恢复，八大山人的艺术风格发生了重大转变，“癫狂”是其中的一大奥秘。
痴、颠、疯、狂、迂，是中国文艺史上的特异闪光：颠张醉素（唐·张旭、怀素）、杨风子（五代·杨凝式）、甘风子（宋·关石）、米颠（宋·米芾）、倪迂（元·倪瓒）、黄大痴（元·黄公望）等，莫不是精神迥孤以至于病态而绝出伦辈。众生中少了几个常人，艺术上多了万丈华彩。
他们的癫狂不纯粹是精神病态，有时是一种生存策略：后天的大委屈不得舒展，以先天的大才华来承载癫狂。更多时候，则是一种独特的自然本真和无意识——超凡的感悟力在癫狂“隐蔽”下，控制奔突的热情，驾驭娴熟的笔墨，灵性飞动，天趣洒落。
确有因为其名不彰而以癫狂沽名钓誉的假疯子，但八大山人的“狂”是痛苦的外化，“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性情与画最近”。敏于艺术、疏于人情，这是其癫狂的两面性。其“颠”，一如倪瓒的“迂”，其形迹或异，其气味则同，都是跨越时流的独领风骚者。
石涛的《题八大山人画〈大涤草堂图〉》中讲到八大山人的“须臾大醉草千纸”。
“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酒能将人带入无拘无束、若梦若幻的状态。堕肢体，黜聪明，去形知，得失俱忘，贵贱全无。把酒醉提升到形而上极致的是庄子，“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因为“其神全也”。靠酒的力量，轻易实现了“一其性，养其气，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的至高境界。酒，乃是大方便法门；大醉，乃是全醒。酒是自觉的良机，不复外求而一切自得。
八大山人“饮酒不能尽二升，然喜饮”，“贫士或市人、屠沽邀山人饮，辄往，往饮，辄醉。醉后墨沈淋漓”，“赌酒胜，则笑哑哑，数负，则拳胜者背，笑愈哑哑不可止，醉则往往唏嘘泣下”（邵长蘅《八大山人传》），天真得就像个儿童。
酒精作用下的癫狂、超脱，倘无“真忧”，便多少有一点做作。八大山人之醉，是助其癫、解真忧、避时祸，是“己独曲全”、“虚己游世”的选择，这与魏晋名士的放纵任诞、所谓“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是大异其趣的。
杰出的艺术创造，往往产生于一种异常的感情状态和精神状态中，这有艺术哲学和创造心理学的研究可以证明。在病理学家看来，像凡·高那样的画家，正是因疯病而增长了创造才能，使他上升到以前所不可能达到的高度。早于凡·高两百多年的八大山人更是一个恰当的例证。他的癫狂，成为了原始生命力和创造力的莫大动力，催化着熟练的技巧与深厚的学养，产生出正常状态时不易出现的佳品。八大山人这一时期的画作无论是空间构造的怪诞还是笔触驾驭的刚毅，都与五代、北宋狂禅之风一脉相承，将峻烈气息带入书画，以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奇特的书画美学打破了文人气质带来的沉滞、单调、柔弱和缺乏生气的优雅。
外史氏曰：“山人果颠也乎哉？何其笑墨雄豪也？余尝阅山人诗画，大有唐宋人气魄……问其乡人，皆曰得之醉后。呜呼！其醉可及也，其颠不可及也！”（陈鼎《八大山人传》）
八大山人果真癫狂吗？为什么他的笔墨那样雄豪？看他的诗画，大有唐宋人的气魄……问他的同乡人，都说那些书画是从他醉后得来的。唉！他的醉别人可以比得上，他的癫狂却是谁也无法比得上的！
是的，真正的艺术家，在艺术创造中是无我的。（陈世旭）
原文链接：http://bjwb.bjd.com.cn/html/2018-08/19/content_273909.htm
（责任编辑：桑爱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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