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家集叙录》，徐雁平编著，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雕版刊印，是清代家集的主要流传方式，不过稿抄本家集的数量也有不少。刊书不易，费钱费力。传统社会文人生前能刊印自己的诗文集已是幸事，家集因其体量较大，通常要等到家境殷实或有子弟腾达时，才有付诸梨枣的机会。他们时存忧患之心，“悼遗书之灰烬，惧先业之颠坠”，“计二百余年所存，间有遗失，家风不古，诚恐嗣后鲜知珍重，更叹靡沉”，为了编纂和刊刻家集，家族子弟用心良苦，备尝艰辛。

　　然而，并不是所有家集都有被刻印传世的机会。像《海昌查氏诗抄》，乾隆间查虞昌（梧冈）原辑，同治光绪间查有钰（式庵）重编，卷首有同治癸酉查世溥（客槎）跋云：“余家藏梧冈公辑《同宗诗抄》，兵燹后只存孤本，兢兢以失坠是惧，式庵从余游，嘉其潜心劬学，……出家集付之，冀其录副以广其传，谓是集编辑以来，已阅百年，吾家风雅，不乏嗣音，惜年来困于衣食，奔走东西，无遑收辑。……壬申秋归自括苍，式庵携补编、续编见视，属为校订，见其采入者至二百余家之多，非勤于缵述，笃于宗支，而能搜罗如是之富哉。”查有钰光绪十三年（1887年）亦自跋云：“同治纪元春，得族曾祖梧冈公所辑《同宗诗抄》，不啻球璧之珍。其序略云，有采辑于岩门公《诗逸》云，询之岩门公后人，则其书无存焉。梧冈公是编，历兵燹犹留此孤本，亦幸矣夫。钰因重录副本，又复别为采辑……不揣谫陋，广为搜罗，有求之子孙家藏者，有从戚友借抄者，以及选家采录，名家附存，虽断篇残章，必多方购求焉。”知由《诗逸》《同宗诗抄》到《海昌查氏诗抄》，编纂经历数代人百余年，洵属不易。是书所录海宁查氏家族数百人小传和诗作，可补国史和方志之不足，文献价值很高，但至今仍以稿本形态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图书馆，使人既惜其未能梓行，又幸其尚未散失。

　　《清代家集叙录》所著录的一千多种家集，其实每一个著录项目背后，都藏有一段书籍文化史和家族生命史。王伊在《浚仪世集序》中述及赵希文保存故纸、护持根本时说：“丛残剩稿，或未经杀青；寂寥短章，或偶留遗墨；年代湮远，散佚已多。毅盦修辑家乘，搜访有年，掇拾于兵燹之余，虽片什零笺，珍如拱璧，雪抄露纂，汇成巨编。”可知赵氏家集的编刊所经历的艰难。这段文字中同时提及编家谱与家集，家集似是家谱的“副产品”。其实这两种文献密切相关，有时家谱中的“艺文”会独立出来，形成家集。修谱是孝道的有力表现或践行方式，清代江南“族必有祠，宗必有谱”。谱三十年一修，“三十年不修谱，即为不孝”，因而有三十年一小修五十年一大修之说。修谱对于家族子弟而言，已俨然形成一种规约，有此约束，清代形成广泛、持续的修谱之风，据王鹤鸣《中国家谱通论》的统计，清代、民国家谱总数达到一万三千一百二十四种，而家集总数不及家谱总数的十分之一。数量有如此落差，是因为耕读传家的家族毕竟不是多数，而其中有著述的则更是少数。由于没有三十年一修的规条约束，家集的编刊更能体现一种自觉的孝道和保存文献意识。家集的形成，基本上依靠有心人挺身而出。此外，因不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家集累积成型的时间更长，百余年的保存，几十年的编辑，对于大多数家集而言，是寻常之事。

　　然而，如果仅将家集看作一家之“春秋”，仍是将其浅薄化了。《平湖屈氏文拾》卷首胡士莹序云：“夫一家之集，即乡邑文献之一部；而乡邑文献，亦即全国文化之基础，然则是编也，虽寥寥数文，而以文存人，固大有益于乡邑者也，乌可以为一姓之书而少之哉。”一家之集非仅为一姓之书，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家国同构关系。如《清代家集叙录·前言》所指出，清代的文献存在“整合配套关系”，“如就一人而言，有自编年谱，有自定别集；一家一族则有家谱，有家族总集（家集）；一乡一镇、一县一府乃至一省，有百科全书式的志书，又有郡邑总集。层层外推，大小呼应，古今关联，形成层级的文献体系”。当然，这种同构并非是完全同步，而是同中有异。

　　从《清代家集叙录》统计的清代家集编辑刊印数据来看，乾隆朝以前家集数量较少，嘉庆、道光朝以后较多，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现象有两个：其一，是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家集数量有大幅度增长；其二，辛亥革命之后家集数量仍持续增长。《清代家集叙录》作者为求较稳妥的推断，普查统计《中国家谱综合目录》著录的1949年以前编成的一万四千七百一十九种家谱，发现清代家谱与家集起伏变化的曲线吻合。这两种统计对深入思考中国文化有较重要的启示：战乱之后，必有文化的恢复、整理、振兴之举，这种自觉的文化行为，自一家一姓延展至整个国家。辛亥革命之后，基层社会的文化并未迅速改头换面，传统文化仍有强大的惯性，政治革命与文化变革并未同步，基层社会中，家族的力量仍然强大。（作者张剑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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