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有早期火炮武器的宋代楼船

《从丹药到枪炮：世界史上的中国军事格局》[美]欧阳泰 著 中信出版集团

明朝架火战车

　　“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同是一种东西，而中外用法之不同有如此……”这是鲁迅先生在《电的利弊》中写下的话，长期以来，被奉为不刊之论，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将这种批评发展到极致。

　　考察鲁迅先生这段话，要注意两个因素：首先，它出自杂文，而非论文。虽契合了一些人的感觉经验，却未经实证。其次，鲁迅先生所处的时代，史学尚不够发达，当时的论断未必正确。

　　鲁迅这么写，是为了唤醒国民，未深究细节的准确性，不可厚责。可遗憾的是，后来者竟人云亦云，极少追问：事实真的如此吗？

　　《从丹药到枪炮》恰恰抓住了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用实证史学的方法，揭出真相：其实不论东西方，火药初期都是用来“做爆竹敬神”，倒是中国人最早将其发展成武器。

　　从史籍看，受中唐战乱刺激，郑璠在豫章（即今南昌）率先使用了火器，即“以所部发机飞火，烧龙沙门，带领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

　　宋代饱受游牧民族军事压力，致火药加速武器化。北宋编纂的《武经总要》中，飞炬、燕尾炬、鞭箭、铁火床、游火铁箱、引火球、猛火油柜等皆列为战具。此时主要是“烧”敌，而非“炸”敌，其特点在于：其一，形式极多样，显然正在技术探索中。其二，火药配比方式多样，以适应不同用途。

　　不断试错的结果是，中国人终于发现，爆炸才是运用火药的最高效方式，并找到了最佳配方。中国配方传入欧洲，所以欧洲火药只有一种配方，火炮形式也很单一。

　　然而，大炮在西方迅速发展，并不是中国人愚昧、守旧，而是欧洲人不擅修城墙。以最会修墙的欧洲人——罗马人为例，城墙通常只有10米高，厚度仅1.5至2米。甚至首都罗马的城墙也只有4米厚、6米高，而中国早在商代时，城墙已达20米厚、10米高。

　　中国城墙的横截面是梯形的，斜角增加了墙的厚度，且以土夯成，可有效吸收炮弹的冲力。这抑制了中国人研发火炮的冲动，即使是善用炮的郑成功，攻城时也主要靠包围、内奸和心理战（促使对方投降），真正靠大炮轰击占领的城市仅有1座。

　　明朝维持了漫长的、基本和平的局面，而此时欧洲陷入乱战，虽然电视剧中圣女贞德总是挥剑冲锋，但事实上，她更擅长炮术。

　　战争刺激着欧洲工匠们，开始用冲击摆测量炮弹出膛速度，他们惊讶地发现：多放火药与炮弹发射距离关系不大，不如加长炮管，从而突破了人类延续数百年的认识盲区。于是，一场“军事革命”爆发了，欧洲大炮的炮管越来越长，炮壁越来越薄。

　　有趣的是，明末清初的战争也刺激着中国工匠们，明代中国大炮的炮管也在日趋加长。随着佛郎机铳的进入，中国热兵器飞速进步——在戚继光的部队中，火枪手已占30%，且采取了“三段击”（即轮流装弹、击发）。明万历年间的抗日援朝战争后，在朝鲜国王亲自干预下，《纪效新书》等下发到基层部队，大量明军火枪手被聘为朝军教员。

　　然而，明亡清兴后，中原再度进入百余年的相对和平中，刺激火炮技术进步的关键推力消失了，而欧洲战场征战正酣。故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的火器已领先清军数代，但清军从英国沉船中捞出大炮，迅速仿制，到1842年时，清军大炮取得惊人进步，让英军刮目相看。

　　事实证明，人类是有基本理性的，文化、信仰、风俗等固然可能构成进步的阻力，但很难让人无视差距、甘心沉沦。问题在于，当时西方学者更愿聚焦在文化、信仰等问题上，以证明西方的暂时领先是“必然的”“根本性的”，其他民族只有“全盘西化”，才能赶上。这种文化傲慢被落后国家所认同，催生出“民族劣根性”“丑陋的国民性”等议题。

　　人文知识分子本有“万法归宗”的理想，倾向于找“关键点”，以收“提纲挈领”之效，可他们的认识，有多少是经过实证的呢？是否已落入刻板印象的陷阱中呢？会不会忽视了对技术进步、制度进步等实际问题的关切？

　　本书提醒我们，关注历史变迁中物质的、技术的、结构的因素，有助于我们接近真相，从而真正做到以史为鉴。（唐山）

原文链接：http://bjrb.bjd.com.cn/html/2019-03/19/content_11458730.htm

（责任编辑：桑爱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