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致张牧石信札

　　二十多年前，我喜欢读对联掌故之类的书，最喜爱的三本书是梁章钜的《楹联丛话》、张伯驹的《素月楼联语》和梁羽生的《名联谈趣》。其中最通俗浅白的是《名联谈趣》，最精练短小又藏蕴丰富的是《素月楼联语》，薄薄一册，可置于枕边晨夕相对，百读不厌。敝书架上还藏有一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直排本《张伯驹词集》，说实话，仅买时翻了一下，之后还真没好好读过。

　　时间一晃即过，去年读到数篇关于张伯驹先生的文章，感觉似乎有点特别，故宫博物院还举办了“张伯驹捐献文物精品展”，留意一看，原来2018年是张伯驹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是该好好纪念这位“好好先生”了，虽说晚了点。张伯驹自封“好好先生”，并非标榜自我的“好”，而是因为他藏有唐代杜牧的墨迹“张好好诗”，这也是过去文人的一种风气，即以自己珍爱的宝物藏品来取字号或者斋名。譬如张大千因藏有《韩熙载夜宴图》，取一斋名“昵宴楼”。张伯驹另有一别号“游春主人”，也是因他藏有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而得名。

　　如今很多人说起张伯驹，都是以“大收藏家”一名以冠之，还有就是传颂他的“好”，大爱无私，为了不使老祖宗传下来的国宝流失海外，不惜变卖家产出重金购下。张伯驹曾言：“人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真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张伯驹化私为公，陆续将所藏的大部分精品书画捐献或转让给国家，实现了他曾说的藏品“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的诺言。这些藏品中除了有传世文物中最早的名人书画——晋代陆机《平复帖》以及隋代展子虔《游春图》，还有唐代李白《上阳台帖》、杜牧《张好好诗》，宋代黄庭坚《诸上座帖》、赵佶《雪江归棹图》、蔡襄的《自书诗册》等，均为中国艺术史上的重要文物。难怪有人称张伯驹捐赠的藏品，撑起了故宫顶级书画的“半壁江山”。当然这只是民间的说法，按官方的正确表述则是“极大地丰富了故宫的书画馆藏，提升了故宫书画的收藏品质”。

　　作为大收藏家的张伯驹，被说的太多了，我还是愿意说说先生的其他。章伯钧曾说张伯驹“诗词歌赋，无所不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这些都没错，但缺了颇为重要的一项：京剧。张伯驹从小接触京剧，许多戏都唱得滚瓜烂熟，至三十来岁时，水到渠成，拜京剧名家余叔岩为师，十年里跟着余叔岩学了四十多出剧目。余叔岩平时爱抽大烟，张伯驹说：“我学余派，就是帮他在烟榻上吞云吐雾，一字字、一句句抠出来的。”虽然张伯驹不是京剧名角，但确是京剧名票，余叔岩喜欢他，就是因为他的传统文化功底深厚，精通诗词音律，他对京剧的许多见解，往往要高于一些京剧名角。老一辈京剧艺人的文化修养大多不高，他们对剧目唱词的修改提炼，通常要依赖文人的润色；余叔岩的唱段新词，多出自张伯驹之手，所以张伯驹深谙余派的表演艺术，是余派之嫡传。像著名的余派女老生张文涓，没赶上拜余叔岩，就拜张伯驹为师；余氏弟子李少春，那么大的角儿，一出余派的经典《战樊城》，还是跟张伯驹学的。可见作为“名票”的张伯驹在京剧界的地位。上世纪七十年代，张伯驹因患白内障许久不出门，闲坐无聊，回忆自己从七岁看戏以及与伶界交往得来的佚闻旧事，拉杂写七言绝句一百七十七首，专门出了一本《红毹纪梦诗注》，供“茶余酒后，聊破岑寂”也，诗才之捷，涉笔成趣，恐非寻常文士所能达到的吧？

　　诗词书画俱能的张伯驹，大概还是词学的成就最高，周汝昌评价张伯驹是真正的“词人之词”，他说古往今来倚声填词者岂止万千，而“词人之词”屈指可数，张伯驹的词“风致高而不俗，气味醇而不薄”。最近我重新抓起《张伯驹词集》，闲来赏读，以解“沉寂”。结果“沉寂”未解，却发现一首《瑞鹧鸪》，恰巧解了我所藏张伯驹信札中的一点疑惑。

　　我藏有一则张伯驹致张牧石的信札，还附有实寄封，只是信封上的邮票被剪，略显美中不足。张牧石是天津人，因受父亲影响，从小喜欢京戏，并能诗词，擅书法篆刻。上世纪五十年代，才二十来岁的张牧石在参加北京“庚寅词社”与天津“梦碧词社”的活动时与张伯驹相识，自此开始书信往来，成了忘年交。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张伯驹从吉林省博物馆退休后，几经周折，才将户口落到北京。那段时间比较闲暇枯闷，张伯驹与夫人潘素每年都会到天津小住两次，看花访友，填词谈戏，玩诗钟、赏书画。张伯驹在天津时经常住在张牧石并不宽敞的家里，两人相差三十岁，张牧石对张伯驹执弟子礼，于诗词书画等多有请益，张牧石擅刻印，张伯驹的许多印章都由张牧石为之。

　　刚得到这则信札时，我颇感庆幸，故未加细究，回家后发现缺了一页，以致信中开始几句稍感不知所云。尽管如此，我仍觉得它值得收藏，因为张伯驹的书札墨迹并不多见，何况此信的书体，与他晚年所谓的“鸟羽体”并不一致，从中可探出他早年习书的取法路径。且看这则信札的内容如下——

　　……看牡丹，门禁不得入词，“菊可簪”可易“可斟”，结用原句，海棠词仍用对颜红原句。

　　秋碧传奇津至少应钞三本，可由绍基钞一本。秋碧词亦希能钞一本，时间长短不拘。丛碧词话即拟钞五本，故此次未由绍箕带回。上次长河来，云其岳父想退休只搞这一套（指旧文学）。潘素曰：现在须知道外边行市。此一句话余恒不愿听。而长河急曰：对了！因此余对长河只说淡话，无性灵感情者终非吾道中人，更不足言词矣。

　　碧 顿首

　　张伯驹字“丛碧”，故信末仅署一“碧”字。此信未署日期，按信封的邮戳辨认，其到达的日期是1975年4月27日。其时正是张伯驹与张牧石诗词唱和通信颇勤的几年，此信也是谈词，可能前一页有铺陈交代，此页开首则讲有的字词不可入句，而“菊可簪”不妨改成“菊可斟”，有的仍用原句……我在《张伯驹词集》中偶然读到一首“瑞鹧鸪”，才弄明白此信说的正是那首词。

　　瑞鹧鸪（壬子暮春，晨赴社稷坛看牡丹，门禁不得入）

　　东风送暖散轻阴，无数芳菲满上林。客舍只多看草长，侯门肯许问春深。

　　行吟楚泽兰为佩，醉就重阳菊可斟。莫更叫他村女笑，菜花盈鬓自能簪。

　　信中还提到几本词集，希望能得个副本；过去，在不能出版印刷的情况下，只能靠手抄传播。颇值得一提的是《秋碧传奇》和《秋碧词》，此乃文坛一则“乌龙”趣事，即当年有一皖籍词人胡先生化名胡蘋秋女史，写词载于《乐安词刊》，张伯驹见其词，惊为才女，故投函于胡，倍致倾慕。二人遂相唱和，词意缠绵，积稿四卷，题曰《秋碧词》。翌年此事才真相大白，遂成词坛“新世说”，引为笑谈。后来天津的著名词曲家陈宗枢还专门写了《秋碧词传奇》以表其事，并编成昆曲剧本，张伯驹阅后大赞，叹为绝世佳构，可与《桃花扇》、《牡丹亭》鼎足而成三美，故欣然赋诗曰：“三绝于今成鼎峙，桃花扇与牡丹亭。”

　　信中亦提及了“绍箕”和“长河”两人，“长河”不详，张伯驹在信中对他颇有微词；绍箕乃杨绍箕，是张伯驹的晚辈世交，曾随张伯驹学诗词，其时可能在香港。

　　张伯驹的书法很有特点，尤其是稍大一些的字，灵动飘逸、羽飞燕舞，人称“鸟羽体”。然而就其线条的力度来看，则未免不足。古人形容书法的“奔雷坠石、飞鸟惊蛇”之类，不仅在姿态上，更是线条的势态与质感。至于这“鸟羽体”最早的出处何在？则未见其详，似乎只是刘海粟对张伯驹的评价。刘海粟素来目无巨子，但对张伯驹却是例外，他说：“丛碧兄是当代文化高原上的一座峻峰。从他那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剧老名士，艺苑真学人。”我看了多幅“鸟羽体”书法，都是张伯驹晚年所书，也许是他晚年的变法独创；他的一些小字题跋和书札手迹，倒透露出早年书学钟王一路的传统笔力，如这封书札的字体，质朴典雅、醇古缜密，所谓张伯驹早年书法直取钟繇之《贺捷表》、右军之《十七帖》，诚然不虚也。

　　当然，对这样一位长年浸淫于古代一流书画真迹中的学问大家，其在书画艺术上的眼力和识见是常人无法比拟的。对自己以前的字，他并不看重，也必悔其少作视为“劣迹”，因为他绝对是经历过大场面、见过大世面的人。试想，在他将举世国宝捐出后没多久，却成了“右派”，去吉林、下舒兰，老病残年，居无定所。若不是陈毅追悼会上他的一副挽联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而后被安排进中央文史馆的话，他在北京几乎成了“三无”人员（无户口、无职业、无收入）。然而受了那么大的委屈，张伯驹并无太多怨言，他曾有一首和张牧石的“浣溪沙”，最后两句曰“泉清难似在山时，浮沉只作倦云归”，显示出一个智者的淡泊宽厚，早已看淡了世事浮沉。（管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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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桑爱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