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日报
时间:2019-12-09烧火煮饭从来都是民生大事
又到了供暖季,历史上北京地区居民取暖和做饭长期依靠煤炭,而保证居民用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清乾隆年间是怎样解决了北京百万居民的冬季燃煤问题呢?
破禁令
北京的煤炭开采历史悠久,早在辽金时期就已有相关记载;到了明代,北京西山一带更是发展成为北京城燃料供应的主要基地。开发煤炭资源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是清初却总有一些保守迂腐的官僚,以种种理由竭力禁止开矿。他们认为各地有各地的风水和地脉,是各地兴衰福祸的依托,如果掘地挖煤就会伤到地脉、毁掉风水,其祸无穷。
乾隆五年(1740年)二月,大学士赵国麟经过大量的调查之后给乾隆皇帝上了一份奏折,他在奏折中写道:“臣窃见京师百万户皆仰给于西山之煤,数百年于兹,未尝有匮乏之虞、聚众生事之处,何独不行于各省乎?”他建议:“行令各地方官查勘,凡产煤之处,无关城池龙脉及古昔帝王圣贤陵墓,并无碍堤岸通衢处所,悉听民间自行开采,以供炊爨,照例完税。地方官严加稽查,如有豪强霸占,地棍阻挠,悉置于法。”并坚信“将见煤禁一弛,费值少而取用宏,民之获受利益永永无穷矣。”
本来就对煤炭生产很支持的乾隆皇帝,看到赵国麟的奏折后立即批示:“著各省督抚酌量情形,评议具奏。”下令全国各省一律取消不准采煤的禁令,要求“凡产煤之处,悉听民间开采。”乾隆要求各省督抚详细勘察本省煤炭资源情况,制订出具体的煤炭开采计划和措施,向朝廷汇报。
可是仍有不少人抱残守缺,冥顽不化,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北京孟生蕙竟然请求禁止在昌平县开矿。乾隆皇帝看到孟生蕙的奏折后提笔批道:“京城外西山、北山一带,开采煤窑及凿取石块,自元明以来,迄今数百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从来未闻以关风水设有禁例。所奏已属愚谬,措语更属荒诞。”将孟生蕙原折掷回。
那时,还有人以开办煤窑必然聚集多人,容易作乱闹事,影响社会秩序的稳定为由,力主禁开煤窑。对此乾隆依然很开明,他说不能因噎废食,只要地方官吏处理得当,完全可以做到既防止闹事,又可收开煤之利,关键是在于“兴利防弊”。
乾隆皇帝的这些举措是从经济发展、解决人民燃料紧缺的实际出发,顺应了时代发展潮流,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乾隆对各地的采煤奏折也进行了认真研究,及时处理批复。一个全国范围的煤炭开采活动就普遍发动起来。此后,全国的煤窑数量、煤炭产量都增长很快。据档案资料不完全统计,到清中期时仅北京地区的西山、宛平、房山一带,煤窑就多达近千个,有效地保障了北京居民用煤。
给政策
乾隆不仅批判了各种反对开矿采煤的奇谈怪论,还出台具体措施支持煤炭生产。当时,煤炭逐渐成了日常生活的主要燃料,因此每当煤炭供应紧张,煤价就会上涨,甚至成倍增长,这就会影响居民生活,以致影响社会安定。当听说有人在热河避暑山庄一带开办煤窑,户部怕影响行宫安全,欲取缔。乾隆听说后,立即下了一道谕旨:“行宫不过暂时巡幸之所,其有无妨碍不必议及。”
当煤价上涨过快时,为了平抑煤价,扩大生产,满足百姓用煤需求,乾隆时期还出台了三条措施——
首先是扩大煤炭开采,鼓励民间开办煤窑,增加煤炭供应量,以缓解紧张的供求关系,这是较普遍的治本措施。北京西山地区的煤炭开发,直接关系到京城及皇宫用煤,乾隆自然更为关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十二月,由于京城供煤紧张,煤价大涨,乾隆不但亲自过问,还下令工部会同顺天府官员到实地察看情况,对于出煤较多的地方,在严格执行相关规定的基础上,鼓励附近村民开采。此后,他又命令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及直隶总督派人前往西山考察,凡“西山一带产煤处所,未经开采者,照当例招商开采”。
其次是减免煤税,降低采煤业的成本,极大地刺激了采煤生产。
再就是对煤炭生产推出了一些扶持措施,尤其是在资金上的支持。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批准了大学士史贻直的奏请,借三万六千八百五十两银子,用以修复西山煤窑的排水沟。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又批准借给西山煤窑商人一万五千两银子,以开采西山过街塔一带因积水停工的煤窑。
那时北京西山地区采煤业十分兴盛,乾隆皇帝的重视和支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严管理
乾隆时期,为了保障煤炭生产的秩序,对于煤窑严格管理,不仅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而且对于窑主在安全生产、用工待遇、采煤界限、税费征收等方面都加强了管理,严厉处置了一批侵害工人权益的案件,从而保证了煤炭生产的正常进行。
尤其是实行严格的准入制度后,开办煤窑必须先向政府提出申请,没有政府发放的营业执照,就不准开采,并明确规定了采煤边界,不准私开停闭、越界开采,窑主变更要缴换新照。对于不领取采煤执照,私开煤窑的,不仅将煤窑立即封闭,还要按律治罪。
那时,采煤是个高收入行业,有了执照就意味着有了财富,所以一些奸猾官吏就借审查、发放采煤执照的机会,故意拖延刁难,对窑商敲诈勒索,巧取豪夺,收受钱礼。想顺利办理一份采煤执照实属不容易,有的人为了这张执照,四处托人求情,拉关系、走门子,甚至不惜重金贿买官吏,打通关节。乾隆五年(1740年)北京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的河南棍徒招摇京城,企图谋取煤窑执照的案件。
这起案件的主角是河南安阳县水冶镇的窑商薛瑄等人。那时,安阳水冶一带煤炭资源丰富,煤利甚厚。许多窑商争相在此开办煤窑。为争办这里的煤窑,薛瑄等人在当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碰了许多钉子,也没能办下采煤执照。没有执照就不能开办煤窑。于是他们决定走上层路线,去京城找门路、拉关系。
他们先后五进京城,花了很多银子。前三次,他们先后在北京找到亲王府的太监、奶妈、卸任巡抚,都无果而返。第四次进京,他们找到在朝廷兵部任书办的程五,程五见是发财的机会,答应尽力去办,但是必须要现钱。窑商们拿不出现钱,只好作罢。最后,他们准备直接去钻营河南巡抚雅尔图,在京城通过一个与雅尔图有些关系的人进行联络说项。
但这一次他们却撞到枪口上了——这位巡抚大人是个极力反对开采煤炭的官员,曾几次上书朝廷,力主不要解除开煤禁令。薛瑄等人找上门来,雅尔图正好瓮中捉鳖,严令安阳县县令立即查办。经过严加审讯,薛瑄等人的种种行贿钻营行为,一一都被查明。
这还不算,雅尔图于当年五月给乾隆皇帝写了专题奏折,详细报告了此案的前后经过之后,又特别写道:“无知棍徒,招摇指撞,已干功令。而主府太监等人及候选职员,依托名色,钻谋营干,尤关治体,若不彻底穷究,则伊等之辈,益肆妄行。此风断不可长。”请求严惩此类涉案人员。
乾隆十分震怒,对这种顶风而上,贿赂官员的行为大为反感,对雅尔图予以了表扬嘉许,饬令“著将案内有名人犯,解交雅尔图审拟。该衙门知道。”结果,从京城到河南,以及安阳县十几个涉案人犯都受到了法律的严厉惩罚。
时光流转,西山采煤已退出历史舞台,北京居民用上了干净、方便的清洁能源,壮美西山成为公众休闲旅游的绿水青山。(刘永加)
原文链接:http://bjrb.bjd.com.cn/html/2019-12/05/content_12433551.htm
(责任编辑:桑爱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