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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科学”地向大众讲授中国通史?

来源:北京晚报

时间:2020-01-08

热播剧《长安十二时辰》体现出唐朝胡汉混杂的民族关系。

  20世纪初,“中国通史”的写作实践在梁启超等人提倡的“新史学”中兴起,从最初的历史教科书起步,众多史学大师都留下了名为“中国通史”的传世作品,比如钱穆著名的《国史大纲》,从上古三代一直讲到清代结束。钱穆在前言中提出对待本国历史文化应该具有“温情与敬意”,被后人引为经典。

  《国史大纲》诞生的时代,日本侵华,抗战军兴,“中国通史”也在民族危机的影响下迎来了写作高峰。吕思勉的《中国通史》、邓之诚的《中华二千年史》、张荫麟的《中国史纲》等名著都相继出现于这个时期,包括像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也纷纷在通史写作上崭露头角。根据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统计,三四十年代出现了40多部中国通史著作,仅1938年到1943年间就有20多部,这些通史读物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提振全体国民信心与士气的作用。

  照理说,中国人不缺通史读物,但在这么多的“中国通史”里,适合现代社会大众阅读的书目却是凤毛麟角。民国年间,顾颉刚就批评过当时通史撰述的积弊:“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然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当代中国史学》)

  现今市面上也能见到不少针对社会大众编写的中国通史类读物,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有趣的不靠谱,靠谱的不有趣。换句话说,大众求知热情和学术研究话语之间存在脱节,专业历史学者无法将史学研究成果介绍给大众,大众便只能听信那些流布坊间的野史逸闻。

  那么,如何“科学”地向大众讲授中国通史?先要解释一下,这里所谓“科学”的含义。

  第一,是相对“民科”而言。众所周知,相比其他人文学科,历史学里的“民科”为数众多,他们以为历史没有门槛,人人都可以评头论足。历史学“民科”们喜欢凭借想象思考问题,由并不完整的证据链推断出匪夷所思的结论;其次,是指历史学的专业性。和所有学科一样,做历史研究同样需要经受严格的学术训练,学科自身有着成熟的研究方法和逻辑系统,对于普通人来说,只有习得这种思维方法,才算是入了历史学门径。否则都是不得要领,在门外打转,充其量是个历史爱好者。

  古装剧也有深层逻辑

  博集天卷和岳麓书社推出的《中国通史大师课》(以下简称《大师课》)是根据线上同名音频课程出版的一套通史读物,在“科学”地向大众讲授中国通史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这套书的撰述者,汇聚了研究中国通史各时段的知名学者,比如考古人许宏、研究秦汉史的王子今、研究宋史的邓小南、研究元史的张帆、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胡阿祥、研究隋唐五代史的李鸿宾等等。

  这么多历史学者愿意放下身段,集体为大众讲授中国通史,实属难得。首先,来自全国各大科研院校专业学者的身份保证了讲述史实的准确性。其次在讲授方法上,这些学者前期已经被知识付费课程的要求“改造”过,整理出来的文字充分考虑到大众接受习惯,深入浅出,娓娓道来,注重故事性和趣味性,不会存在曲高和寡的情况。更重要的是,这些历史学者在授课过程中,还会提及一些史学方法论的内容,让大众有机会在大学课堂之外,接受史学思维的训练。

  譬如当下基于一定史实基础改编的影视古装剧颇受欢迎,不过,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普通观众往往只会关注充满戏剧冲突的故事表面,看不到故事背后的深层历史逻辑。在《大师课》的隋唐史部分,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李鸿宾就为大众普及了一些可以穿透故事表层的逻辑线索。

  举个例子,前段时间热播的古装剧《长安十二时辰》展示出大唐盛世图景,长安城里充满各族势力的明争暗斗,俨然一个国际大都市。而实际上,把握这个时期的民族(胡汉)关系,就是理解整个唐朝历史走向至关重要的逻辑线索。

  从关陇集团起家的唐朝一统中国后,逐渐从一个中原汉地农耕型王朝扩展至兼容北方草原游牧地区的复合型国家,但这种兼容胡汉族群的复合型政体极不稳定,随着北方突厥叛乱复国和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东进,唐朝南北兼跨的大一统王朝格局便开始解体,背后的原因为何

  在李鸿宾看来,主要是唐朝还不具备持续有效地维系异质性一统化王朝局面的能力,“安抚游牧上层权贵如何妥帖、设置羁縻府州如何因应形势,这些措施无论多么聪明智慧,都是建立在唐廷不能完全稳定周边局势的基础上。唐朝使出浑身解数维持,呈现的似乎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窘况。”

  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周边少数民族势力纷纷摆脱控制,独立建政,更反映了中国历史上民族(胡汉)博弈这一深层历史逻辑:“8世纪中叶以后的东亚,随着唐朝控制力的下降,同样开始了周边乃至远域众多民族势力的崛兴,它们又因唐朝的解体而走向了国家政权的建设之路。促使这些势力走向政治体的动力,根据学界的新近研究,除了其自身内存的要素之外,中原王朝建国的成熟经验和典范的带动,具有更大的引导作用。”

  中国历史是五千年吗?

  除了专业历史学家的思维逻辑之外,《大师课》最大价值还在于普及常识的同时,捎带介绍了许多史学界新近的研究成果。

  在一般人看来,历史学仿佛就是故纸堆的学问,不存在知识更新,但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学科的发展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不少此前的既有结论都在新材料和新方法出现后被推翻。相比之下,大众的历史知识体系却依旧停留在中学教科书水平,长期没有进步,比如关于“封建”一词的定义和指涉,就是最常见的案例。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是《大师课》的开篇作者,近年来在媒体上频繁露面,为公众普及考古学知识。譬如“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是大众耳熟能详的一句话,但严格来讲,这种表述其实站不住脚,许宏率先为读者辨析了“五千年”说法的由来。

  原来,“五千年”的说法是近代以来才形成的,与孙中山等人成立的同盟会有关。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通电各省,以黄帝纪元4609年为民国元年。而这个黄帝纪年数据并不载于史籍,据说是出自北宋理学家邵雍《皇极经世书》中的推测。那么,中国的历史如果不是“五千年”,到底该是多少年呢?

  作为一名严谨的考古工作者,许宏认为,“狭义的、作为政治实体的中国”只能上溯到距今约3700年前,因为那时候东亚大陆上的广域王权国家才开始形成。所谓“广域王权”,是指“这个国家形态的特征在于拥有较为广阔的管控范围,国家统治者也具有相对有力的控制权”。而1959年在河南洛阳偃师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址就是这种“广域王权”国家的代表,因此,二里头也被许宏习惯性地称呼为“最早的中国”。

  在书中,许宏介绍了二里头考古的诸多发现,比如青铜礼器群、城市主干道网、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祭祀坑、绿松石龙等等,这些都堪称“中国之最”。不久前,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名中使用了“夏都”的说法。事实上,学术界对于夏朝存在与否始终争议不断。身为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本人也从未在公开场合指认过二里头就是夏朝都城,最多表示“有可能”,这是需要普通读者明辨的地方。

  又比如《大师课》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子今讲到秦朝为什么能最终实现统一,以前有学者认为是秦的社会制度比东方六国更先进,但如今看来,史实恐怕正好相反,否则无法解释秦人为何普遍保留了野蛮的奴隶制。

  禅让文化是做戏吗?

  写通史贵在一个“通”字,《大师课》的作者们自然要具备融会贯通的格局视野。

  例如,李鸿宾在论述唐朝政治中士庶力量的消长时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支配着国家政治与社会的大族势力,到了一统化巨型王朝的时代,其自身封闭的局限与国家治理所需要的开阔和兼纳的矛盾开始凸显,甚至剧烈起来。于是,如何吸纳更多的治理人才,便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武则天代表的低于贵族势力的‘山东集团’的出现,正是这种形势转变的需要;他们的崛起恰恰又与科举考试这种选拔统治后备人才的形式结合在一起,更反映了发展的趋向。”通过大族兴衰的线索,魏晋南北朝与唐宋以降的历史就这样被连接起来。

  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是专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名家,他在书中澄清了东汉末年“三国”的名号谬误。由于《三国演义》和众多影视剧影响,可能连小学生都知道,“三国”指的是魏、蜀、吴。魏国和吴国都没有问题,问题就出在刘备建立的“蜀”国。史书上清楚地记载,刘备为了显示其政权的正统性,沿用“汉”为国号,刘禅继位后,“汉”的国号也没有改变。后世之所以习惯地称“蜀”,是因为陈寿写《三国志》时没有名从主人,而是把刘备政权归于《蜀书》。

  谈及魏晋禅让,胡阿祥才显露出通史的视野,他认为这种形式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承上指上承王莽的代汉立新、曹丕的篡汉建魏,启下指下启南北朝直到赵匡胤宋朝时期诸多王朝的改朝换代程序。”随后,给予一针见血的评论:“中国文化的弊病之一就是做戏的文化。就以禅让式的改朝换代来说,没有哪个皇帝愿意让出祖宗的基业,也没有哪个权臣不是急吼吼地想夺人天下,但中国自古讲究君臣大义,讲究上下之别,于是发明了禅让,使被篡与篡位的双方都变成了尧舜般的圣君,这真是做足了最高政治舞台上的假戏。”钱穆当年提倡对本国历史文化抱持“温情与敬意”固然重要,但是像胡阿祥这般用犀利的眼光读史,更显得尤为可贵。

  最后想对这套书提两点意见,一是应该在每个章节后增加延伸阅读书目,便于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拓展。二是书名中的“大师课”有过度营销的嫌疑,不太符合历史学谦逊平实的风格。

  尽管策划者邀请的学者皆是各自领域的一时之选,但他们是否都称得上“大师”,恐怕还有很大的商榷余地。别人不说,就说钱穆的老师吕思勉,一生写出过多部中国通史,其中既有白话的,也有文言的,写作对象里既有中学生,也有大学生。他对二十四史的熟悉程度和对中国历史的通贯性掌握,今天的任何一位大学教授都难以望其项背。那么相比之下,谁更能称得上“大师”?

  前些年,图书市场上兴起了一股“大师热”,以王国维、陈寅恪为代表的一批民国学术大师走进普通人的视野。这套图书的策划者为了书籍畅销,肯定也不愿错过这股“大师热”的东风。其实,这样做未免画蛇添足,只要书的内容优质,相信一定会有足够多的读者愿意为之买单。(钱冠宇)

原文链接:http://bjwb.bjd.com.cn/html/2020-01/03/content_12439660.htm

(责任编辑:桑爱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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