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时上市的抗疫史书籍封面。

逐傩面具。供图/IC photo

我国民间至今还有逐傩驱除疠疫的习俗。供图/IC photo

　　疫，是我国古代史书中的字眼。从蒙昧到文明，在有文字记录的3500多年里，传染病和瘟疫是人类历经的苦难。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与疫病抗争的历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共同努力，战胜新冠病毒疫情的日子定会早日到来。

　　民间驱除疠疫习俗

　　相传，神农氏除了“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以省杀生”之外，还“尝味草木，宣药疗疾，救夭伤之命”。他“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就避”。神农氏成了传说中医药的创始者，是中国人开始有意识地对健康进行保护的始祖。

　　传说中的黄帝也教民治百病。他“咨访岐伯、伯高、少俞之徒，内考五脏六腑，外综经络、血气、色候，参之天地，验之人物，本之性命，穷神极变”，研究医道。后代把他与当时的一些名医，如岐伯、雷公等讨论医学的著作编成《内经》，署名《黄帝内经》。人类对医药认识的进步，标志着对疫病治疗从无奈进入了有为阶段。

　　我国有明确文字记载的疫病从商朝开始，距今已有3500多年。如甲骨文中的“疾年”，指的就是这一年反复出现规模、范围较大的流行疾病，算是古代记载疫病流行最早的资料。

　　萌芽阶段的医药对治疗疫病作用十分有限，相对来说，人们对巫术更加寄予厚望。

　　上古时期，巫师的地位不可小觑，他们是活跃于政坛的一个群体，不少人甚至是当时传说中帝王的医学大臣。然而，巫师靠巫术治疫病，毕竟是无知时代人们认识有限的产物，治好者寥寥。宋代朱熹说过：“击鼓舞趋，祈禳疾病曰巫医，是则巫觋之徒，不知医药之理者也。”但当疫病流行时，大批百姓死亡，无助的人们只能把“鬼神作祟”当成是发生疫病的原因，于是请巫师祈祷驱疫。

　　战国后期，医巫分业。有很多医生极力反对鬼神，名医秦越人每到一地，就大力劝告平民百姓不要相信巫术，提倡要采用医学技术来对付疾病，后来鬼神迷信的影响开始减弱。巫师更偏重于问求鬼神，占卜吉凶；而医师也逐渐形成了独立系统，并作为独立的职业被确定下来，职责为诊病和治疗。

　　虽然秦汉以后医术逐渐成形，但一些以巫术驱疫的祭祀活动依然传承下来。比如伏日之祭（简称伏祭），在初伏之日，古人会屠狗祭祀，以期望祛除蛊毒（即疫病）。从山东嘉祥县武氏祠出土的汉代石刻《逐傩（音nuó）图》中，也可以看到当时打鬼逐傩（傩，一种神秘而古老的原始祭礼）的生动场面。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画面上还有虫豸，逐傩者手中高举扑虫的工具，人们拿着罐、碗等物挥洒的情景。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宋代《大傩图》，也是一幅描绘民间驱除疠疫习俗的风俗画。

　　疫病或致曹操兵败赤壁

　　作为国内较早研究我国古代疫病史的学者，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人文学院博导张剑光在《中国抗疫简史》一书中写道，在我国古代，疫病往往是动乱和战争的产物，在安定的社会中，虽然疫病仍会发生，但只要有正确得当的救灾抗疫措施，疫病流行的频率就低，规模有限。

　　春秋战国时期，赵国和秦国等地多次发生大疫。人们已经认识到“四时皆有疠疫”，疫病是“气不和之疾”，已能辨别出伤寒、疟疾、蛊、痒疥疾、麻风等传染病。

　　两汉三国时期的疫病大多发生在南方，像疟疾、痢疾、霍乱以及其他一些肠道传染病都是高发病，且较前代明显增多，都与战争脱不了干系。这是因为行军作战时，士兵居住集中，加之卫生条件差，缺吃少穿，为疫病的暴发创造了条件。东汉末年，大疫一场接一场。桓、灵、献三帝共70年，较大的疫病流行有16次之多，其中不乏全国性传染病。曹植《说疫气》谈到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时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音yì），或覆族而丧。”

　　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大，疫病流传速度比以前更快，感染人数更多，传播范围更广。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稳，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疫病高发期。三国两晋，疫病流行的次数约为35次，平均每5.8年就有一次，给百姓带来无尽的灾难。而到了唐太宗时期，虽然也发生过6次流行疫病，但由于救灾防疫措施得当，病情对社会的影响并不太大，一般都是在一两个州县中流行。到元朝，发生的大疫有30多次，最严重一次是汴京大疫，据史书记载：“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

　　回溯历史，明清时期的疫病流传达到高峰，常常跨州跨省传播，研究发现鼠疫和霍乱是其中最为严重的两种传染病。大疫过后，很多地方经常出现“死人无算”“疫死者几半”的情况。有专家估计，单明朝万历七年至十六年的鼠疫，就引起山西、河北500万人的死亡。

　　赤壁之战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战役。建安十三年，曹操初步统一北方后，率兵二十余万南下，孙权和刘备联军五万，共同抵抗。曹兵行至赤壁，小战失利退驻江北，与孙刘联军隔江对峙。最后，孙刘联军用火攻击败曹操水师，周瑜与刘备水陆并进，大破曹军。曹操兵败赤壁，造成三分天下，三国鼎立局面的出现。那么，曹操人多势众，为何兵败于赤壁呢？原因众多，现在也有学者提出，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当时曹军遭遇大疫，大大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最终导致失败。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对赤壁之战中的疫疾作出描述：“(曹)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卒多死者，乃引军归”。主帅曹操也不承认遭火攻而败北，《三国志》记载，他在赤壁战后曾给孙权一封信，信中说“赤壁之疫，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此外，在《资治通鉴》等史料对曹军发生大疫也有很多记载。

　　此疫究竟是何疾病？受当时医学水平所限，并未留下具体文字。近年来，有一些学者根据流行病学理论进行了推测。

　　有人说是急性血吸虫病流行。这种观点认为，马王堆西汉墓发现的女尸肠壁和肝脏组织中已有血吸虫虫卵，说明该病症在我国流行已久。地处长江中游的赤壁战场是血吸虫病严重流行区，且易感季节相符。即在秋天感染后陆续发病，至冬天决战时已是疲病交加，不堪一击。也有人推测当时流行的是疟疾，这是长江流域的常见病。曹军经豫南越过桐柏山脉，遍走武当山、荆山，进入江汉平原和湖沼地区，都是处在疟疾传播季节。且曹军实行快速急行，官兵疲乏，抵抗力极差，经反复传播在军中造成流行，终致人死亡。还有人认为曹军得的是斑疹伤寒。因曹军多是北方人，因军需之故，与北方联系密切，发生此病流行的条件和可能极大。

　　建临时病坊隔断传染源

　　疫情发生后，率先需要的就是医者和药物。古代时政府就会派出使者为百姓送医送药，对抗疫病。东汉和帝永元年间，疾疫流行，城门校尉曹褒“巡行病徒，为致医药，经理饘（音zhān）粥，多蒙济活”。城门校尉主管京师的市容市貌与警卫，城内出现疫病，曹褒以官方的名义给药施粥，救活了相当一批人。贞观十年（636年），关内、河东疾疫，唐太宗李世民“遣医赉药疗之”，派出医生带了药品到疫区进行治疗，见效明显。

　　在人类上千年“战疫”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切断传染源、对病人进行隔离是最有效的措施之一。

　　早在夏商周时期，隔断传染源以防止疫病继续扩大的思想已经产生。到了秦汉时期，对凡是感染了疫病的人，除了检查，还必须隔离。与现代类似，古代隔离的场所有两种：

　　一为疫病到来后临时性建立的。宋神宗熙宁八年（1076年），杭州饥疫并作，染病百姓不计其数。时任通判的苏轼在杭州建立了很多病坊，“以处疾病之人”，实际是简陋的隔离医院。他招募僧人到各坊进行管理治疗，每天早晚，僧人们按时准备病人的药物和饮食，“无令失时”。

　　另一种是常设的隔离场所。武则天时期，以前由政府出面主办、有专门官员负责的疠人坊，被改称为“悲田养病坊”。宋徽宗崇宁初年，设立了专门收养病人的安济坊。坊中医者每人都要建立个人的技术档案（手历），医治病人的技术长短处都要记录下来，作为年终考评的主要依据。

　　除病人外，接触过病人者也要被隔离。《晋书·王彪之传》谈到永和末年，疾疫流传，“朝臣家有时疫，染疫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也就是说，如果一户人家有三人得同样的传染病，官员们即使无病，也要过百日后才能上朝，以便把疫病控制在最小范围内。1894年日本出现鼠疫时，上海随即对所有进港船只上的旅客进行体格检查，凭“免疫通行证”入境，并建立了一些临时医院和熏蒸消毒站。

　　此外，百姓染上疫病，再按正常年景向国家交纳赋税，实在是力所不及。面对大疫大灾，古代政府也会采取一些积极有效的救灾措施，最常见的就是开仓放粮或减轻赋税。唐宣宗大中年间，江淮大疫，宣宗令受疫肆虐的淮南、武宁军等方镇辖内，以前拖欠政府的缺额钱物摊派先放免三年，三年以后再行交纳。所有放免的租赋贡物，州县必须在乡村要路一一榜示，使百姓能透彻地了解。

　　卫生防疫思想古已有之

　　“上工治未病，中工治欲病，下工治已病。”在抗击疫病之前，防患于未然的卫生预防必不可少。

　　为了防病，古人对个人卫生十分注意。如在甲骨卜辞中已有个人洗面、洗澡、洗手、洗脚的记录。考古专家在河南安阳的殷王墓中，出土了壶、盂、勺、盘、铜洗等全套盥洗工具。秦汉时期的法律条令规定，官员每五天一休沐，即五天要洗一次澡。在《大戴礼记》中记载：“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兰即“佩兰”，又叫“零陵香”，散发香味，驱除病菌，有利于健康。通过沐浴，搞好个人卫生，驱除疫病流传的可能。

　　饮食卫生也是重要方面。如汉代的《论衡》说：“鼠涉饭中，捐而不食。”《金匮要略》告诫人们：“果子落地经宿虫、蚁食之者，人大忌食之。”可见，古人在当时已经认识到，食用不良食品可以传染疾病。

　　此外，古人对环境卫生尤为看重。在甲骨卜辞中，已有在室内外打扫和除虫的记载。《周礼》中讲到周秦时期已经建立路厕；汉朝我国都市中普遍设立公共厕所，当时称之“都厕”；唐五代时政府专门有管理厕所卫生的官员，城市的卫生设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古人认为，许多传染病是由尘埃中得来的，因此早在秦国时期就对“弃灰于道者”要判处一定的刑罚，城市的垃圾须按政府的规定处理。为防止尘土飞扬，保持城市卫生，官府常常征发百姓清扫街道，并洒水于道，这对于净化居住环境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由于一些疫病可以在空气中传播，如鼠疫杆菌经呼吸道排出后，可能通过空气飞沫传入他人体内，所以清代吴子存在《鼠疫抉微》中提醒人们要经常洒扫堂房，厨房沟渠要整理清洁，房间窗户要通风透气。疫势危急时，要避开撤走，找个大树下的荫凉通风处居住，千万不要众人拥杂在一起。

　　对疫病的预防还表现在药物消毒方面。我国最早的天文历法著作《夏小正》记载，端阳时，“蓄药以蠲（音juān）除毒气”，即通过药物，消除疫气存在的可能。用火熏燎的方法是历史上延续最久的风俗之一。据云梦秦简记载，秦国还曾要求外来宾客入城时，乘坐的马车要用火熏燎来防止病菌传播。

　　另外，政府还会编纂颁行简便易用的“方书”，放于要道，便于众人了解疫病防治。如唐玄宗开元年间曾令各州都要抄写陶弘景的《神农本草经》和《百一集验方》，一旦出现疫情，可随时取出照方用药。不久，他又“亲制《广济方》颁示天下”。天宝五年（746年）他又颁敕令各郡县长官把《广济方》中常用药方、要点摘录下来抄到木板上，在各村口要道上榜示。他还生怕各州县抄写有误，以免用药出现差错，特地让采访使派人去校对。宋朝时则利用雕版印刷技术大量印行编辑医书，向各州县加以推广，向百姓传播预防疫病的知识。如宋仁宗时颁发了《简要济众方》，“命州县长吏按方剂以救民疾”，对照医书来救疫配药。

　　相关链接

　　史上第一家

　　传染病医院

　　为防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继续扩散，火神山和雷神山两座传染病医院在短短十天拔地而起。建设专门的传染病医院，及时收治病人，避免疫情传播愈演愈烈——这种防控措施在古代也施行过。早在宋朝，杭州就有传染病医院。

　　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身份出知杭州，刚上任不久就遇“饥疫并作”，他多方设法救济饥民，并上奏朝廷，多方救济饥疫中的灾民。

　　此后，疫情虽趋平缓，但灾情依然严重。到了春天青黄不接时，苏轼下令将常平仓米减价出粜给平民百姓，还派专人每天烧粥施舍给穷人，煎药让无钱请医的病人服用。他派出专人带着医生在杭州城内四处治病，挽救了大批穷苦百姓的生命。

　　由于杭州疫情比其他地方要严重得多，单靠政府力量显然不够，苏轼还发动民间财力支援抗疫救灾。他献出个人黄金50两，再加上筹措到的官府纹银2000两，创办起一所病坊，名为“安乐坊”，收纳贫苦病人。之后，他又将“畜钱粮”作为病坊的运转费用。病坊设立前后三年，治愈病人数以千计。可以说，安乐坊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公私集资合办的传染病医院。

　　苏轼屡遇灾疫，看到大批百姓被疫病夺去性命，便开始研习医理，撰有医药杂说及医方，后人将其一部分并入《苏沈良方》。他早年从朋友处讨来秘方“圣散子方”，专治瘟疫。黄州连年大疫，苏轼便公开了此药方，“全活者不可胜数”，为历代医家称道。（天青  除署名外，图片/视觉中国）

原文链接：http://bjrb.bjd.com.cn/html/2020-02/21/content_12447671.htm

（责任编辑：桑爱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