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防控之时，有人借机出售高价口罩、蔬菜，受到市场监管部门的处罚。说起灾疫之际哄抬物价，古已有之，同样受到严厉惩治。

　　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各种灾害频发。每遇灾疫，多导致物价上涨。明宣德六年（1431年），因持续干旱，漕运不畅，京仓粮食近空，有粮商囤米超价而售，五城兵马司“速以查捕，著交（刑）部严加议处”。不久便依《大明会典》：凡“令客商以金银交易，及藏匿货物高增价值者皆罚钞”，以“相惑而乱取利者，笞四十”。万历十二年（1584年），怀柔县“春旱秋涝，米麦斗价至一钱八分，黍秫斗价至八九分，人民无粮，城内外争扫草籽以食”。由于灾情持续时间较长，怀柔城内粮食短缺，粮价突涨。知县遂上呈昌平州衙，三日得令：“迅以严查，重惩尽罚，以平粜卖。”

　　据《清圣祖实录》载：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发生水灾，各县上奏：“田禾歉收，米价翔贵。”康熙谕：“今岁畿辅地方歉收，米价腾贵。通仓每月发米万石，比时价减少粜卖。其粜时止许贫民零籴数斗，富贾不得多籴转贩，始于民生大有裨益。”康熙六十年（1721年），“自春至夏旱，至五月，二麦（即冬小麦、大麦）无收”，京畿“小米每仓斗价银二钱三分”，“黍稷价腾贵，民无以购之”。康熙传旨：“朕览京畿所报米价甚贵，著侍郎张伯行于京、通仓量仓内发米石，减粜价卖，内务府庄头所交谷石俱存在州县，亦派满汉贤能章京照比粜卖，谷石价值腾贵之际，偷盗仓内米石者，差提督等不时缉拿，照此速行。”“大疫之时渔利定不可取，凡超价粜者惩。”

　　《清世宗实录》载：雍正四年（1726年），京师水灾，“失业之民觅食来京者多”。五月庚申，雍正皇帝传谕都察院：“闻京城近日米价腾贵，恐有奸人囤积射利，因天气连阴，借此扰乱。”“凡低价囤粮高价而粜者，当惩不赦。”几日之内，位于前门大街西侧粮食店街（乾隆年间称“粮食夹道”）的十余家商号因高抬粮价被查办，或被罚银，或被缉拿。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京城大雪，漕运及陆运均受阻，漕粮几近断供，京城粮价“日涨三次”，遂有人到兵马司投诉。兵马司速予巡查，不到半日就查出二十多家粮店私涨粮价，有的甚至比平日高出一倍，当即上报。第二天这些卖“高价粮”的粮店、米庄被查抄。其中一家名为“宝成号”的米庄私下囤积大米百余石以高价出售，被查出后予以罚没，掌柜被杖六十后又被“枷号”。

　　《北京灾害史》载：1920年，“京师连续发生干旱、蝗灾及瘟疫，7月，警察厅（前身为清朝内外城巡警总厅）通饬各区各粮店、米庄，因粮价大涨，多有不法商贩向米粉内掺杂干子土以图渔利者，严行查禁。”不少商贩闻之，遂将粮价降低，但仍有置之不顾者。东城八面槽街“裕丰号”，仍将粮米以高出平日两倍的价格出售。不日被查，店铺被封，粮米充公，老板也被羁押候审。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腊月，京师剧寒，煤炭销量陡然而增。因天降大雪，京西煤炭一时难以送至城中，几家煤栈借机将囤积的煤炭加价一两倍出售，而“大昌”煤栈还将不少煤矸石掺入煤炭中出售，宛平县官员随即上奏。道光皇帝闻之怒曰：“煤乃民冬之所必需，价之倍增，百姓何以安生？”传旨速查严办。不久阜成门外十几个高价售煤的煤栈老板被捉拿，轻者受“杖笞”之刑，重者为“枷号”之刑。

　　清末学者震钧在《天咫偶闻》中记载：光绪十六年（1890年），“京师自五月末雨至六月中旬，无室不漏，无墙不倾。东舍西邻，全无界限，而街巷至结筏往来……市中百物腾贵，且不易致，蔬菜尤艰，诚奇灾也。”京城广安门、右安门外有大面积农田，为京畿蔬菜盛产之地，菜农们多经两地将蔬菜送至京城。水灾使京城蔬菜奇缺，于是有“菜霸”行于城门内外，强行包揽代卖蔬菜，然后批给小贩，从中抽取佣金，不少商贩也借机涨提菜价。宛平知县得知后甚怒：“京县（国都所辖之县）之域竟有如此张狂之徒？天理何在？”当时宛平县辖中轴线以西至西郊部分，宛平知县随即亲自督办，与南城兵马司等联手，不出十日将“菜霸”及出售高价菜的商贩“捕治置诸法”，由此平抑了宛平县域的菜价。（户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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