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共同体之一。中国的人口规模庞大，各个群体及族群的利益诉求复杂多样；所辖疆域极为广阔，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而且，中国还要面临许多可能的突发性变故，如异族入侵、各种自然灾害降临等多种多样的风险因素。可以说，中国传统社会所面临的变数之多，在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传统社会当中居于前列的位置。在这样的情形下，西方知名中国问题专家马丁·雅克认为，中国的“封建王朝非常清楚善治的重要性和克制的必要性。善治思想与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责任的儒家传统密切相连”。中国传统社会正是通过有效的社会治理，实现了有效的社会整合，从一个重要方面保障了中国传统文明的绵延不绝。

以皇权为轴心来协调、平衡社会各个群体之间以及社会各个领域之间的利益关系

虽然不能否认传统社会当中的统治者群体是一个既得利益群体，但是我们还不能简单地将传统社会当中的政府一概视为一味盘剥民众的机构。中国以皇权为代表的中央政府就整体而言做得还是比较富有成效的，而且成本相对较低。

其一，实现了皇权的正当性依据与各个群体利益诉求及行为逻辑两者之间的一致性，至少是大致的一致性。中国传统社会当中皇权具有两重属性。一方面，皇帝固然有其“朕即天下”，将国家共同体视为自己私有财产的一面，但同时也有要为“子民”担责的一面。对皇帝来说，民众是载舟覆舟的基础。皇帝职位的一个重要正当性依据便是来自“以德配天”。其主要职责理应是“敬德保民”，在以根深蒂固的血缘家族为社会基本单元的中国传统社会当中，皇权将自己视为天下的“大家长”，并以各个社会群体都能够认同的修齐治平的行为逻辑，与各个层面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实现了协调、接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将自己与民众并联为同一个利益共同体。与欧洲中世纪社会相比，中国民众的税负相对较轻。有学者发现，中国皇帝当然有能力实施暴政，如秦始皇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基础创建大一统国家。然而，中国历代皇朝并不以严酷统治著称。中国的大多数王朝将轻徭薄赋当成各种举措当中的重中之重。而且，在民众的基本生计和基本生产方面，政府经常会有一些主动的作为。西汉时期政府对于冬小麦作物以及代田法、耧车新技术的推广，直接组织大规模水利建设等等，就是比较典型的实例。

其二，赋予基层民间社会不小的自主权力。在不少情形下，国家对基层社会给予了一定的自主性权力。在很多朝代，国家的行政权力甚至并没有径直延伸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政府对于血缘家族给予了一定的权力让渡，让乡绅、族长在基层社会治理当中发挥一定的作用。乡绅、族长在政府官员面前，代表了本地的利益。他们承担了诸如公益活动、排解纠纷、兴修公共工程，有时还有组织团练和征税等许多事务。他们在文化上的领袖作用包括弘扬儒学社会所有的价值观以及这些观念的物质表现，诸如维护寺院、学校和贡院等。如是作法，一则有利于因地制宜地施策，以此充分调动基层社会的积极性，使得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血缘家族不但具有了国家认可的合法性依据，而且通过自身规程的设立以及一定范围之内相互间的联系更加具有生命力，进而使得中国基层社会的运行具有了某种可持续的活力；二则有利于行政成本的节省，大幅度降低了国家治理的财力和人力支出。凡此种种，有利于朝廷政权以及整个社会的稳定。

以具有一定专业化程度的官僚体系来进行相对有效的社会治理

在传统社会条件下，虽然从整体上讲，专制、人治的治理方式是一种非人性化、非法治的治理方式，但是，不能否认，即便是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仍然建立了一个带有某种理性成分的、具有一定专业化程度的官僚体系，用以治理复杂多样且规模超大的社会共同体。“中国的官僚机构树立了一个模板，几乎所有现代的官僚机构都是它的复制品”。正是凭借这个官僚体系，中国对于自身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共同体实行了相对有效的社会治理。

对于这样一个具有一定专业化程度的治理方式、具有某种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官僚体系，可以作如是理解。其一，制度化的职业分工，不因人设岗。比如，在内阁中，一般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有着较为明确的分工，各司其职。其二，一定程度上的目标责任制。官员既要对上级负责，又要对所办之事负责。这种目标责任制即便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兑现，就会程度不同地减少随机性行为的发生，减少行政资源的浪费。其三，同时设有一个庞大的监督系统，用以保证中央指令的有效贯彻。与各级政府并存的、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各级监督机构，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有效地起着“掌律令”“纠弹百官，鞫审重狱”“肃正朝仪”以及“监军旅”的作用。其四，政府官员大都有着浓厚的儒家伦理精神。隋唐以后，官员大都由科举考试而产生。这些官员大都是经过激烈竞争而胜出者，自然具有相对较强的能力。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官员经过多年的儒家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一种以保护天下苍生为己任的积极入世精神，或者说是具有积极入世的价值观。而类似的价值观“在罗马世界的文官制中却是付之阙如的”。基于这种价值观，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往往是将保护天下苍生、报效国家、忠君这三者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凡此种种，使得这些人成为官僚体系得以正常运行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社会力量。

重视教育的传统有助于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

在传统社会条件下，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相比，中国相对来说最为看重教育，重视教育成为一种传统。中国重视教育的这一传统至少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大多数社会群体皆重视教育。在中国，人们不管其社会位阶的高低，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大都十分重视教育，读书学习是一件让人们普遍认可的、属于“正途”的事情。就连大量的寻常农民也重视“耕读传家”，一些家族还专门备有学田，用以帮助其子弟读书学习。二是受教育者的范围相对说来比较宽。接受教育不是贵族或精英群体的特权。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有教无类”。三是受教育者容易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中国十分重视“精英”教育。一个人一旦通过多年的寒窗苦读而获得科举功名，便能够享受不少特权，如：“免除差役”，“地方衙门以宾礼相待”，“在社会常居优越地位”，“有掌握国家政治大权的希望”，等等。

普遍重视教育这样一种传统，对于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普遍重视教育，有助于社会整体化理性程度的提高和人们认知能力的增强。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在选择、制定社会治理方式及政策时，便会在一定程度上，摒弃非理性、随机性的选择，而采取相对理性的治理方式，制定相对合理、可行的治理政策，进行相对合理的制度安排。如是，不但有助于有效社会治理的实现，而且还有助于有效社会治理的可持续性。再者，重视教育的传统，有助于社会各个群体在基本价值观以及具体行为取向上的契合、认同。而整个社会共同体在基本价值观以及具体行为取向上的认同以及一致性，又有助于社会整合、社会团结程度的提高。中国人在“大一统”观念、重视现实生活的人生态度、勤劳节俭的行为方式、中庸适度的解决问题的方式等方面的认同，无疑有助于中国传统文明内生动力的增强，有助于中国传统文明的维系和传承。

以有效的交通网络和文字工具促进社会整合

从秦始皇起，中国便开始实施“车同轨，书同文”，以有效的交通网络和统一的文字工具促进中国社会的整合。

自秦汉时期，中国开始大规模地建设遍及全国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除了陆路交通之外，中国还十分重视水路交通的建设，形成了四通八达的水运网。从历史影响的角度看，这些交通网络构成了中国传统文明得以延续所必不可少的“人流”“物流”的“血脉”网络。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统一而且一以贯之的汉字对于中国传统文明的整合及延续有着极为重要的积极影响。

几千年来，中国的区域版图虽然有较大幅度的变化，但基本上一直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国家必须有思想交流的正式媒介，而这些媒介不仅包括口头传达的语言，而且包括某种看得见的书法”。没有统一的语言文字，社会成员之间就不可能交流融合，也就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共同体。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统一正式使用的同源书面语言，汉字一直被中国人广泛使用，不曾中断过。在所有传统文明古国当中，这种现象仅仅出现在中国。相比之下，在古印度社会，由于“缺乏流传广泛的书面文化，尤其是在印度统治者和行政官员中，大大阻碍了强大集权国家的开发”。

汉字对于中国传统文明的重要意义在于：其一，便于中国各个区域的社会成员相互间进行有效、准确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其二，有助于强化民众对于中国传统文明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其三，有助于中国传统文明的延续。从代际传递的角度看，同一族群不同时代的成员如果都是在阅读同一种文字的文本，则肯定有助于同一族群的“后代”成员对“前代”成员所拥有的同一种文明或文化的理解和认同，甚至会对之生成一定的情感。这些，无疑有助于共同认可的文明类型在同一族群的不同代际人群当中的传承。“这种共同的书面语是为中国提供统一性和历史连续性的一种重要力量”。

由上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通过积极平衡、兼顾各种利益关系的做法、具有某种专业性的官僚体系、普遍重视教育的传统以及较为畅通的交通体系和有效的文字工具，实现了有效的社会治理，促进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相比之下，无论是欧洲的中世纪社会，还是古印度社会，皆无此明显的优势，同时也没有可替代性的优势。这也是欧洲中世纪社会和古印度社会之所以缺少强劲“内生性”或“内生能力”的重要原因。

（作者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领衔专家、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