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宏来

　　上世纪60年代初期，我还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作为“乌兰牧骑演出队”的一名成员，曾在北京铁路局广泛参与讲述革命故事的活动。当年演出多达数百场，多家媒体曾对此进行报道。那时，我创作的最受观众欢迎的评书之一，就是《吉鸿昌就义》。为说好这段评书，我不仅潜心拜读了吉鸿昌夫人吉胡洪霞以及其他同志撰写的大量悼念文章，还几次到郑州烈士陵园，拜谒吉鸿昌烈士墓。他的英勇事迹深深感动了我，我把对他的钦佩之情融入到评书创作中。当年，我在剧场、广场以及车站候车室等地，为人们表演这个节目的时候，观众们无不为之动容。

　　如今，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每当想起这段往事，我仍对吉鸿昌的英勇一生充满了仰慕之情。

　　吉鸿昌（1895年-1934年），原籍河南扶沟县，幼时家贫如洗。为了生存，他18岁就到冯玉祥的西北军当兵。因作战勇敢，秉性刚直，深得冯玉祥的赏识。吉鸿昌先后荣任团长、师长、军长以及宁夏省政府主席等职。1930年9月，吉鸿昌所部被蒋介石改编后，奉命“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吉鸿昌不愿打内战，对“围剿”红军态度消极。

　　1931年8月，蒋介石解除吉鸿昌的兵权，强令他“出国考察”。吉鸿昌游览了欧美等十余国，沿途向各地侨胞积极宣传抗日。在出国考察期间，发生了一件流传极广的轶事。

　　一天，在美国的吉鸿昌，要往国内邮寄衣物，美国邮局的职员竟说“不知道中国”，吉鸿昌非常气愤，陪同人员劝告吉鸿昌说：“你若说日本人，便可受到礼遇。”吉鸿昌怒斥道：“你觉得当中国人丢脸，我却认为当中国人无上光荣！”回到旅馆，他当即找来一块小木牌，写上“我是中国人”五个字，下面还用英文作了翻译。

　　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吉鸿昌闻讯后立即回国。回国后，他联络发动旧部，为抵抗日本侵略奔走呼号，并毁家纾难，变卖家产6万多元购买枪械，组织武装抗日。与此同时，他还秘密与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同年秋天，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吉鸿昌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

　　1933年5月，在全国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任第2军军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在攻打察东重镇多伦的战斗中，吉鸿昌亲率敢死队与敌人展开肉搏战，经3小时激战，最终收复多伦，察东四县也被收复。这大大激励了中国民众，不过，自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之日起，蒋介石、汪精卫和何应钦等人就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分化。为避免同胞之间互相残杀，冯玉祥于1933年8月5日辞去了总司令一职，吉鸿昌和方振武在致全国同胞的通电中指出：“在当局者心目中，抵抗暴日，无异于大逆不道。收复多伦，无异于进攻南京。如此公然与东京联络之战线，实为世界亡国史中未见之奇迹！”

　　1933年9月，吉鸿昌从长城以东绕道进入平北地区，在南山寨与方振武会师。部队向昌平县城和九里山之敌发起猛攻后，在击退国民党军队和日军联合进攻后，吉鸿昌的部队一度占领小汤山镇。最后，因寡不敌众，其部队在沙河一带被打散，吉鸿昌遂赴天津暂住。

　　吉鸿昌在天津期间，在日寇和国民党特务活动十分猖獗的条件下，仍于1934年5月秘密发起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不幸的是，在国民饭店秘密会见抗日人员时，吉鸿昌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他在法租界被法国巡捕逮捕，后被引渡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11月23日被国民政府军事法庭以莫须有罪名判处死刑。11月24日，吉鸿昌将军被押赴刑场。据天津《大公报》报道，奔赴刑场时，吉鸿昌身披斗篷，迈着坚实的步伐，从容镇定，并以树枝为笔，以大地为纸，奋笔疾书，写下《就义诗》一首：“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他还严正地对刽子手说：“我为抗日而死，绝不能跪着挨枪，战死了也不能倒下！”于是，他让刽子手拿来一把椅子，郑重声明：“我得坐着死。”

　　吉鸿昌又说：“我为抗日而死，要死得光明正大。你们得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着你们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刽子手战战兢兢地走到他的面前与他面对面地举枪时，他怒目而视，高呼：“抗日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紧接着几声枪响，他便倒在了椅子上。吉鸿昌牺牲时年仅39岁，他在敌人面前没有跪下，是直面就义的。

　　吉鸿昌的夫人胡洪霞在给他入殓时，在他的衣服里发现了一张极小的纸条，上面写着“不要厚殓”，胡洪霞看后昏了过去。后来，为了表达自己对丈夫的思念，胡洪霞将名字改成了吉胡洪霞。

　　抗日英雄吉鸿昌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历史不会忘记。2009年，吉鸿昌被评选为“100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原文链接：

https://bjrbdzb.bjd.com.cn/bjwb/mobile/2021/20211018/20211018_020/content_20211018_020_2.htm

（责任编辑：常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