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不言利”，这是一句尽人皆知的古训。用今天的目光去理解，指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不被财富所左右，这才称得上君子。我们可以有经济需求，但绝不能为金钱而活着。所以，作家不该为稿费而创作，明星不该为出场费而演戏，科学家不该为奖金而研究。遇事开口谈钱，总归是庸俗的。

　　最近读到著名词曲学家、敦煌学者任中敏教授生前的一封信。寥寥数语，开门见山，谈的就是酬金——稿费：

　　“编纂大字典酬金五百元，分发没有？请告知。我想劝上面（书记、人事处）早发此款，让某些人（如张旭光老师在重病之中，须钱救命！）得款救急，别无他忌。”

　　信是写给夏云碧组长的。她也是词学名家。看来“大字典”由多位学者合作完成，她是负责人。信札落款没有年份，从任中敏逝世于1991年、张旭光逝世于1987年等因素分析，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计算，稿酬500元并不高，得由多人分享，且迟迟未发，耄耋之年的任中敏忍不住了。不过，他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重病中的张旭光老师疾呼救命。

　　任中敏，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与读哲学的同乡好友朱自清住在同一宿舍。他一生著作等身，上世纪30年代就出版了《词曲通义》《散曲丛刊》《新曲苑》等系列著作。新中国成立后，又出版“唐代音乐文艺发微”丛著《唐戏弄》、《唐声诗》、《敦煌歌辞总编》、《优语集》等。他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曾创办在大西南很有名望的汉民中学，任教过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广东大学和四川大学，晚年任教于扬州师范学院（现扬州大学），是我国首批博士生导师。任中敏早年与中共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张太雷是同学，参加过五四运动。瞿秋白在《饿乡纪程》（《新俄国游记》）中说：“当我受欧化的中学教育时候，正值江南文学思想破产的机会。所谓‘欧化’——死的科学教育——敌不过现实的政治恶象的刺激，流动的文学思潮的堕落。我江苏第五中学的同学，扬州任氏兄弟及宜兴吴炳文都和我处同样的环境，大家不期然而然同时‘名士化’，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究经籍；大家还以‘性灵’相尚，友谊的结合无形之中得一种旁面的训育。然而当时是和社会隔离的……”

　　江苏第五中学同学任氏兄弟，即任中敏及其弟弟任乃誾。

　　任中敏晚年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扬州任教，取书斋名“回甘室”，不难想见他回归故里的喜悦。另一个书斋名“六斤一两室”，是因为有人将他的研究成果稿本称了一下，重“六斤一两”，干脆以此命名，透显了他对学术研究的珍爱。

　　任中敏先生一生颠沛流离，却始终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解放初期，受政治运动冲击，他一度沦落到社会最底层，以刻字、卖熏豆为生，但依然安之若素。甚至写下了《卖豆诗》。其七：“廿年已惯鸣孤掌，只手提蓝岂必狂。走遍街头多十字，此心从不感彷徨。”其十四：“摊头阵地小于床，有客殷勤话短长。卖豆何心兼卖老，请君休认满头霜。”一个满腹经纶的学者，沦落为街头小贩，并不觉得斯文扫地，而是怡然自得，这样的乐观豁达，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敏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造反派批斗他，不让他正常工作，还扣发他工资。他在四川大学的大门口摆起了小摊，敲锣卖糖，以示抗议，一时成为笑谈。一旦重新有机会投入教学科研，他就全力以赴，从未想到自己年事已高。晚年始终萦绕心头的，只是“唐代音乐文艺发微”丛著八种的最后完成和出版。

　　他写信乞要稿酬，只因为张旭光教授病重，亟须救命。张旭光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所以古道热肠，别无他忌。（信札由夏子魁先生提供，谨致谢忱 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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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桑爱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