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长寺山门

原报子胡同23号

垂花门楼上的绘画颇为耐看

院内垂花门楼上的风景画

原报子胡同11号

19号院门檐上的精美砖雕

　　近日，喜闻隆长寺腾退修缮的消息，禁不住为相关部门的这一举措叫好。由于历史原因，位于北京西城区西四北三条胡同三号的隆长寺早已成为大杂院，目前的抢救作业将还原寺院真身。值得庆幸的是，该寺山门、大殿及诗碑尚存，假以时日，复古工程一定会顺利竣工，重现历史光华。笔者先试从古文献里寻找和隆长寺相关文字记载，并走访了原住户，或许对即将开始的修缮工程有所帮助。

　　文献记载

　　报子胡同位于西城鸣玉坊内

　　隆长寺山门上有题额：“勅建护国圣祚隆长寺。”清《宸垣识略》载：“圣祚隆长寺，在西四牌楼报子胡同汉经厂外厂，万历四十五年勅建，本朝乾隆二十一年修，有御制碑并御书联额。”《日下旧闻考》载：“隆长寺，在西四牌楼北宣武街西报子胡同，明万历间初建碑无存。”

　　该寺初建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距今已四百年。《行国录》称，“明代亦设经厂于其地，以地安门内有汉经厂，故此曰外厂。”汉经厂，明代内府印经机构，专印汉文佛经，区别于番经厂，因地安门内已有汉经厂，故此处称“外厂”。明万历初建寺时立有勅建碑，至清乾隆时碑已无存。如果复建之前能下挖地下，或于隆长寺相邻的“日历厂”及四周院落一起摸探查档，深究文献的残踪余影，不但能考证隆长寺，而且将为上列“汉经厂”以至“宣武街”做出新注。一寺所引出的一厂一街一条胡同，那座“政府印刷厂”特别值得关注。

　　乾隆二十一年（1756），对隆长寺进行修缮。乾隆皇帝御书匾额、楹联及诗碑。据文献记载，大殿匾额为“般若观空”，后殿匾额为“莲花净界”，对联为“妙谛不多禅一指，善缘无量佛千身”。今匾额皆失，诗碑尚存，即媒体报道的被嵌在违建墙内的石碑，碑文修正后清楚可读：

　　“燕都四百载，梵宇数盈千。自不无颓废，岂能尽弃捐。间因为葺筑，亦以近街鄽。重见金轮焕，成诗纪岁年。乾隆丙子冬御笔。”

　　旧本清高宗《御制诗集》二集卷六十五亦载此诗，内容与碑文完全一致。乾隆帝作诗数量绝不在号称万首的陆游之下，其“诗多佳作少”的结论未免偏颇。他写诗贵在亲临实境，为历史研究保存了许多第一手资料。

　　嘉庆《大清一统志》云：“隆长寺在宛平县西南。”经查证，北京城，辽代称燕京，始置宛平县，取“宛然以平”之义。明代万历年间，沈榜任宛平知县，根据官方档案编著《宛署杂记》一书，其中记载：“西城全属宛平。”“县署设北安门之西。”康熙《宛平县志》亦云：“县治在宫城地安门外迤西积庆坊。”北安门即是地安门，由此可知隆长寺在宛平县西南的说法没有问题，此宛平县与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地宛平城不是一回事。

　　隆长寺所在报子胡同位于西城鸣玉坊内。《析津志》是一部元末人记述元大都的志书，原书失传。《析津志辑佚》有“鸣玉坊，在羊市之北”。明人《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记载有“鸣玉坊，箔子胡同”。光绪《顺天府志》载:“雹子胡衕，雹或作报……正红旗官学在北，有圣祚隆长寺，明汉经厂外厂也。”可知报子胡同历史悠久，元明属鸣玉坊，清属正红旗。明代称箔子胡同，清代改为雹子胡同，或作报子胡同。1965年整顿地名时，该胡同为西四北西侧由南往北第三条胡同，所以改名为西四北三条，这个保留下来的珍贵有据的地名，使我们有了打开历史大门的钥匙。

　　胡同里一肚子故事的老住户

　　笔者有幸采访到两位曾生活在报子胡同的住户。第一位老人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就出生在这里。谈起隆长寺，老人说寺院和胡同变化都很大，连门牌号也变了，现在的19号，对应之前的“内四区报子胡同甲七号”。

　　据老人回忆，上世纪40年代时隆长寺有不少僧人居驻，每逢初一或十五很多人会到隆长寺拜佛。人众流量大，又接近街市，商贩积聚以出售传统食品和杂品为业，兼有说唱表演。护国寺、隆福寺、白云观都是如此。吃食多样，有豌豆黄、糊塌子、煎灌肠、烤白薯、火烧、炸糕等等，老人最爱吃的是面茶和炸三角，鲜美得很。童年的味道，似乎还深深地留在老人的舌尖上。追问之下，老人道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故事。

　　他听长辈说，40年代初，日本已占领北京，他家曾被迫腾出外院六间房，四五年间曾进驻日军不断，那叫“侵略占领”。1945年他长大些，有了印象，“国军”接续占用那六间房，也没人敢说租借，于是自家的院落，成了“免费的国防院”，那叫“接收恢复”。直到1949年春节，北平和平解放，时为解放军司令员的吴克华将军派出代表和房东祖母商量租房，代表“大娘长”“大娘短”的，祖母打心眼儿里欢迎，不只说“收啥租”，还立即再腾出十间正房，总计十六间，统统让给“大外甥”吴司令一家使用，老太太管这叫“解放自强”。

　　从此，老人家里一下子多了十几二十位可亲可爱的“叔叔”“大伯”和“婶婶”。很快祖母发现，吴司令的孩子小牛每天清早必替爸妈倒便桶，老人说：“没错，好人家。”日子一长，吴司令和祖母两家逐渐亲如一家。几位本院的原住 “闲人”：两位叔叔，一位姨娘，在那几天纷纷现了共产党员的真身份，堂而皇之寻自己的队伍，做了干部。老人年轻的妈妈代表年长的祖母成了报子胡同的“红人”，还当上了市妇女代表的常委。

　　一年多后，吴司令工作变动，搬离了报子胡同，但之后两家一直保持着深深的友谊，常相来往。老人一再声明：几句话说不尽。说起同住的“矛盾”，倒是有那么两三件，俗话说两家总算不上一家，长居一庭，哪儿有瓶不碰碗、桌不碰椅情形呢？

　　第一个“矛盾”是关于房租和电费。吴司令亲自出马，给祖母送来租金，祖母几次推阻，最后是祖母派人把钱送到近邻毛家湾那边的司令部，又经吴将军深致谢意才算“暂存”那边。后经吴将军查实，祖母因家中有人在电厂工作，所以享受免缴电费的待遇，电费问题才稍为平息。可租金暂存之事，总是念在吴司令心里，挂在口头，后来成为“变相房租”，每到假日，孩子和闲人们会被军车送至东单“看电影”，吴将军搬走之后多年间，还经常会送票派车。

　　第二个“矛盾”更简单。一位战士不小心把一张旧硬木桌子碰坏了，其实并不影响使用，但小战士立即找到老奶奶道歉，并买来一张小一点的新桌子，于是双方又推让不休，后来达成协议，共同使用。不料过了一月有余，吴将军来向奶奶了解情况，奶奶想瞒也瞒不住，接着是一位拿笔记本的军人找家人“谈话”“记录”。几天后，又送来一张和原损坏桌子一模一样的桌子，于是家中一下子增加了两张桌子，好不阔气。多年后，家人有一次给吴将军写信，还提起他们留下的两张桌子。

　　老人还说，1949年9月30日晚，为了迎接第二天的开国大典，许多参加游行的群众在当天夜里便整队集合，步行前往天安门广场庆祝。老人当时年纪尚小，没有资格参加，在征得隆长寺僧人同意之后，他加入有30名僧人的队伍。凌晨两三点钟出发，手举着五彩缤纷的纸旗，一起走出胡同口，一路北行，经太平仓、东官房、北海后门、东四，到东单飞机场休息午餐，再往西经长安门街、三座门大街，到了天安门，见到在城楼上的毛主席。典礼正式举行是在10月1日中午以后，广场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比过年热闹多了。群众游行一直持续到下午五点左右，行走极其缓慢，他回到家时已经七八点钟了。僧人们以为老人要住庙，不知道他是胡同里的小孩子。那年老人整九岁，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

　　地震时大殿曾被当仓库用

　　我遇到的另一位老住户郭琪，则是年轻一代人了，她1963年出生，1975年初随父母搬到报子胡同，1988年10月份左右才搬走。

　　郭琪告诉我：搬去的时候，大庙东西两边都有配殿，完全能看到庙的原来格局，院落方正规矩。当时庙有一个大门，朝南，开在胡同口，因为是进胡同的第一个门，故称一号，俗称“大庙”。另有一个小门在院子的东北角，是双开门，开在四条胡同，俗称“七十二丈处”。上世纪80年代初，有人在院子西边又私开了一个小门，也直通四条受壁胡同。

　　那时大院共住有四五十户人家，水龙头在屋外，还有两口水井，厕所最早也在院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杂院。那个年代，大家住在一起很热闹，邻里关系好，人情味浓。1976年北京地震时阴雨不断，院子里积水严重，严重时白茫茫全是水，反显得空旷，多数人都在大殿后面的平台上搭起了地震棚。雨停以后，住户们担心屋顶檐角神兽掉下来砸到人危险，便把这些物件卸了下来，日子一多，就没下落了。地震之后，各家又不停地加盖房子，最后把能盖房的地方都占用了。

　　大殿不宜住人，就被北京市日杂公司当仓库用了，放了很多日杂用品，如锅、盆、棉花、被褥、扫帚等，全都堆在里头，殿里的大佛上也随便堆了一些杂货。后来听说大佛被移到法源寺去了，庙里有几块破损石碑，后来被砌墙修台阶用了。

　　钱锺书先生对“水寺”问题 念念不忘

　　此后，我又去拜访了一次前面提到的老先生，和他说起隆长寺修复的进展情况，他兴趣依然。他告诉我，乾隆三十三年（1768）七月，山东、江浙一带，发生偷割发辫案，每日均有数起，这在清代是重罪，朝廷惊动，人心不安。后缉获匪犯两名：蔡廷章和靳贯子，供出同犯僧人吴元、通元、玉石、净涵、扬明、晓明、普辉等，其中玉石和通元，均为宛平县人，于是宛平所属寺院成为衙门重点察访这些“反清义士”的地方，因此隆长寺、松筠庵便显得特别重要。“隆长寺”和“松筠庵”是相邻的两个寺。二者或许一个是“上大寺”，一个是“下小庵”；一为僧寺，一为尼庵。从事件发生的过程来看，两寺关系非常，需要深入查证。

　　老先生建议我去报子胡同19号再看一看，并叮嘱我，“看仔细些，要像看书一样。”

　　于是我花半天时间，去报子胡同19号观赏了一番。嘿！那简直是个巨大的美术会展。大门门檐处的砖雕，古朴精致，美轮美奂。院内垂花门楼上的绘画，古色古香，年代距今在三百年以上，画作总计十幅，分两类，一是以人物为中心的生活场景，多取自古代经典和民间故事，平淡而祥和；二是闲景风光，所画屋宇风景多取材于眼前近处。从大量存留的长廊绘图看，写景一定是近处实景，画人一定是古代典故。令人称奇的是，全部五张写景之作竟有四张画的是水中殿宇楼舍，虽小有夸张，但也合乎艺术审美，所依据的应是老旧绘画原作。

　　看过之后我急忙又去见老先生，并呈上所拍照片，老人看过后颇为赞赏，随后建议说：“我觉得古寺复修，应先从大方向着手，隆长寺到底起兴于何时，有什么特点，和一般佛寺有何不同，解决了时代和特点等基本认识，便会案上有图，心中有底。”

　　谈起文化古迹的话题，老先生回想起他的恩师钱锺书和前辈吴晓铃两位先生。他说，1978年至1979年，钱先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期间，曾让他跟随吴晓铃先生去陕西和山西，主要考察当地寺庙内的戏台。他们断断续续跑了一年多，逐一考察两省寺庙，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资料。在查考戏剧舞台的同时，钱先生还私下交代了任务：即寻找白居易《晚兴》诗中“水寺”一词的根底。

　　老先生说：白居易《晚兴》诗“草浅马翩翩，新晴薄暮天。柳条春拂面，衫袖醉垂鞭。立语花堤上，行吟水寺前。等闲消一日，不觉过三年”中提到的水寺，钱先生一直心有挂念，可惜我和吴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两手空空，只知道有一种可能是河流流经的寺名，问题没有获解，需要扩大寻找范围。我告钱先生大搜捕以失败告终，钱师不以为然，只说等着瞧吧。

　　但钱锺书先生对“水寺”这一问题仍念念不忘，又指导老先生用计算机做“古典数据库”，现今古典数据库字数已超十亿，查“水寺”果不出钱先生所料，“水寺”在数据中竟成批存在，但至今仍无人对此进行过研究。

　　宋元明清四代史书都有记载，北京一直是一座盛水城市，当时没有过缺水记录。北京城西北众多泉水聚集，流入城内，汇于积水潭，汪洋如海。道光十二年(1832)七月，只护城水一项，其河面“宽六七丈”，河底“宽五丈”。同治年间，积水潭、什刹海并南北中三海为北京的主要水源，此处所说的是城区，南边有永为水患的永定河。另有元初郭守敬主持修建的通惠河，当年元世祖还京，见商船聚集，非常高兴，将其命名为“通惠河”，这条河道一直使用到清代末年。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东西两方来水，即积水潭之水。

　　前些年在报子胡同附近的西四十字路口地下，发掘出了一段南北走向的石制水道，这条水道宽1米、深1.65米，石壁上刻有“致和元年五月石匠刘三”字样。有关专家称，此为“元大都下水道”。“下水道”的结论，似缺乏证据，但不论“上”“下”水道，都足以证明元明及前清时，流经报子胡同一带的水量充足。

　　按照通行的说法：根据建筑地基的分层状况，寺庙在原建筑倒塌后会缩小再建，如果能够初步认可“水寺”一说，隆长寺院内那么多台基的存在便合情合理。

　　隆长寺院内据说遗存着两口水井。水井遗迹是考古学中往往不为学者关注的文物。有人可能会问：“隆长寺为什么需要那么多水啊？”这是因为在华北平原日渐少水的情况下，维持一个大水寺的用水，非常艰难，僧众不知用多少汗水才换来了水寺的存在。

　　“水寺”的建造，不论复古还是现代，成本都不会增加，或许像欧美人喜欢在庭院中加设游泳池一样平常，但“水寺”将以奇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为中国古代文化增添真实的花瓣和枝叶。北京很大，每寸土地都有说不尽的故事。（田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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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桑爱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