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耀关陇大地的青铜器
来源：北京日报
时间：2019-09-27
伯各卣 西周早期
秦公镈 春秋早期
蛙纹钺 商晚期
千年不腐而又锋利无比的越王勾践剑，演绎了一则关于青铜文明的千年传奇；肃穆凝重而又活泼可爱的妇好鸮尊，则浓缩了一位商代女将军的传奇人生。伴随央视综艺《国家宝藏》一起火起来的，是那些长年躺在博物馆里的青铜器。
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的“与天久长——周秦汉唐文化与艺术特展”，精选陕西省出土的311件（组）文物，以陶器、玉器、青铜器、金银器、壁画、碑帖等不同材质为载体，集中展示周、秦、汉、唐时期的文化与艺术，导引观者重回对后世极富影响力的彼时关陇大地。
商周时期，青铜器的冶铸和使用达到顶峰，创造了辉煌灿烂的青铜文明；秦、汉以降，青铜器的种类及数量虽大为减少，但鎏金、错金银、镶嵌技术的出现让颜色单调的青铜器流光溢彩，虽掩埋地底千年之久，依然熠熠生辉，折射历史更替与社会变迁。
权力地位的象征
铜器的制作工艺主要有两种，一种称之为范铸法，另一种称之为失蜡法。其中，范有石范和陶范两类，据考古学家白云翔研究，中国西北的甘青地区、北方长城地带及东北地区为青铜器石范技术分布区；中原地区早期阶段的青铜器铸造技术是石范和陶范技术并存；二里头文化后期陶范铸造技术快速发展成为商周青铜器核心铸造技术。
知名度极高的青铜器当属鼎，其本是用来烹煮和盛放肉类的器具，商周时期演化为最重要的礼器之一，成为权力的象征。《左传》《史记》均记载夏禹治水后铸造九鼎，将山川奇异之物铸于鼎身，象征天下九州。楚庄王问鼎之轻重，显示夺取政权的野心，问鼎中原的典故遂流传至今。鼎有方鼎和圆鼎两种。方鼎四足，长方形腹，如商王武丁的儿子为祭祀母亲而铸造的后母戊鼎，现存国家博物馆。圆鼎三足，鼓形腹，如1979年出土于陕西省淳化县的淳化大鼎，是目前所见圆鼎中最重、最大的，甚为奇伟。此鼎形制浑厚，纹饰奇特，是研究青铜铸造工艺的重要资料。遗憾的是器主身份仍是未解之谜。
另一类知晓度颇高的青铜器当属虎符，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一直传为美谈。人们最熟知的兵符，一般为铜制，左右两半，合在一起为虎形，故称虎符。两半虎符咬合面上有凸凹不平的纹饰或榫卯，形似现代用的密码。调动军队时，存于朝廷的右半部分与将领所持的左半部分合二为一，经过验证严丝合缝、丝毫不差方可调兵。现代汉语中“符合”一词即来源于此意。目前发现的虎符有战国时期秦国的“杜虎符”、西汉初期的“阳陵虎符”、汉武帝时期的“新郪虎符”。此次展出的“东郡虎符”现藏秦始皇陵博物院，其上有小篆错金铭文：“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东君（郡）”，为研究秦代军事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
奢华实用的器具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权威日益衰落，诸侯势力此起彼伏，“僭越”成为常态，很多原本只能由周王享用的礼乐制度和祭祀之礼，下移到了公、卿阶层，对礼制的突破带来一定程度的思想解放，无形中促进了先秦思想、观念与艺术的极大发展，从而迎来文化上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而且，礼器的形制、纹饰也突破了商周时期严肃规整的范式，催生出更为多元的生活化艺术。
在展厅“天子居中”单元，除了部分与祭祀、礼制相关的文物之外，大多是高等级墓葬中所出的艺术遗存，它们不仅展示了盛世汉代丰富的生活画卷，还映照着当时人们的信仰、礼仪制度和生死观念等。熏香历史在我国由来已久，作为熏香的用具——熏炉历史同样悠久。新石器时代的镂空形器是否为熏炉还不能确定，但在物质和精神生活较为丰富的汉代，熏炉在人们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上世纪80年代初，从汉武帝茂陵东侧一无名冢中出土的鎏金银铜竹节熏炉是目前所见熏炉中最为精美的一件。炉盖采用汉代最为流行的博山炉造型，透雕层层叠叠、危峰兀立的山峦。点燃香料，袅袅烟气从空隙处弥散，营造出一幅仙山美景，寄托着汉代人们羽化升仙的神仙思想。研究者通过器盖边缘及圈足处铭刻的“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熏炉一具……”字样，以及同时出土的其他器物推断，此件熏炉可能是未央宫之物，汉武帝将其赏赐给了姐姐阳信长公主。
盛世气象的见证
前文提及，铜器的制作技术还有一种名为失蜡法，其是西方青铜器铸造的主要的技术，公元前三千纪中期或更早的时候，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等地的先民们已经使用失蜡法铸造小件铜器。失蜡法是否在中国先秦时期出现还存有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北魏至隋代佛像中一部分采用的便是失蜡法铸造，到了唐代几乎全部采用失蜡法。
见于“天衢盛世”单元的鎏金铜浮屠，出土自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其由宝刹、浮屠、月台、基座四部分组成。方形基座上有三层带栏杆、月门、拱形踏步的月台，其上为面阔、进深三间的铜浮屠，攒尖顶上有须弥座及由相轮、华盖、摩尼珠组成的宝刹。据记载，浮屠放置在地宫前室的阿育王宝塔中，塔内还有一具装饰迦陵频伽鸟纹的银棺，棺内发现了法门寺出土的第四枚佛指舍利。唐代佛教的兴盛上至庙堂下至市井，作为皇家寺庙的法门寺先后有八位皇帝供养佛指舍利，地宫中上百件精美绝伦、巧夺天工的器具即是唐懿宗和唐僖宗及其皇亲贵胄的施舍与供奉。这些佛教器物是唐代高超手工技艺的体现，更是兼容并蓄、气吞万里的文化自信与盛世气象的见证。伴随彼时中国向周边国家文化、艺术与技术的大输出，促成了“儒家文化圈”的形成。（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原文链接：http://bjrb.bjd.com.cn/html/2019-09/25/content_12420187.htm
（责任编辑：桑爱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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