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日报
时间:2019-11-29“遗爱碑”的“遗”,是遗留的遗;“遗爱碑”的“爱”,是爱心的爱。顾名思义,“遗爱碑”就是为那些留有德政的官吏所立的功德碑。
决定为韦丹立“遗爱碑”,是唐宣宗大中三年正月的事。《资治通鉴》记载如下:
上与宰相论元和循吏孰为第一,周墀曰:“臣尝守土江西,闻观察使韦丹功德被于八州,没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乙亥,诏史馆修撰杜牧撰丹《遗爱碑》以纪之。
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与唐宣宗已隔好几朝,韦丹是唐宪宗时的官吏,周墀拜相前,曾在韦丹任观察使的“江西”即江南西道为政,前后相隔,亦为时不短,但他确切地知道韦丹“功德被于”江南西道治下的“八州”,在韦丹去世四十年之后,那个地方依然“老稚歌思,如丹尚存”,此所谓“政声人去后”。
韦丹任“江西观察使”时,到底有哪些功德?从《新唐书·韦丹传》可知,主要有三条。其一,“罢八州冗食者,收其财”。此所谓“精兵简政”,裁减江南西道辖下八州的冗官冗员,藉以减轻百姓负担;其二,劝说并帮助只知“草茨竹椽”而“不知为瓦屋”的当地民众建造瓦屋——免费“召工教为陶,聚材于场”,从技术上帮助他们;“人能为屋者,受材瓦于官,免半赋,徐取其偿”,从物力上帮助他们;“贫不能者,畀以财”,从财力上帮助他们,还“身往劝督”;其三,整饬吏治,清查官仓亡失,下令恃权夺粮的权吏一月之内归还所夺之粮,使之“皆顿首谢,及期无敢违”。凡此种种,都是遗爱于民的惠民之政。
怪不得唐宣宗要杜牧撰文,为韦丹立“遗爱碑”了。
准确地说,从韦丹离世四十年后江南西道依然“老稚歌思,如丹尚存”即可知,在当地百姓的心目中,早已有韦丹之“碑”了。四十余年代代相传,那叫口碑,更是心碑。唐宣宗为韦丹立“遗爱碑”,乃是顺应民心之举。这位“小太宗”,想树立韦丹这个典型,让大小官吏都能为官一方,造福一方。
我由韦丹的“遗爱碑”,想到宋璟的“遗爱碑”。宋璟曾任广州刺史,再次为相后,“广州吏民”为他立了一块“遗爱碑”。宋璟是清醒的,尽管他在广州也有惠民之政,仍然觉得这块“遗爱碑”没有那么简单。名曰“广州吏民”,实为“广州官府”;似为“政声人去后”,实乃“政声”随“相”位。于是上奏唐玄宗:“臣在州无他异迹,今以臣光宠,成彼谄谀;欲革此风,望自臣始,请敕下禁止。”此举颇见成效,“上从之。于是他州皆不敢立”,刹住了依附于“遗爱碑”的谄谀之风。(宋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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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桑爱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