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此出自柳永所写《望海潮》。画家张择端曾作《清明上河图》，孟元老也曾记过《东京梦华录》，种种事实可以参证，宋朝曾经阔过。

　　不过，不论是柳永，还是张择端，抑或是孟元老，他们所描绘的，都指向同一个地方：都市。宋朝城市如此，其农村如何呢？流光溢彩之外，是否有茅檐破壁？

　　范仲淹曾给晏殊写过一信，既明个人心志，也明谏官职责：“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绝不逊言逊行，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范公从27岁踏入仕途，37年间，担任过京官20个，地方官35个，都是危言危行的。吕夷简任宰相，有人夸大宋之所以创造了史上第一盛世“夷简之力为多”，范公本来可以顺吕之毛，拣人之口，便能“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然则，范公言“其在位之日，专夺国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莫敢指摘”。

　　范公危言，危到吕相那里，已是相当危险，他还曾经危言过刘娥呢。刘娥者，刘太后也。刘娥要垂帘听政，大家都说好好好，“章献太后将以冬至受朝，天子率百官上寿。”独范公曰：“奉亲于内，自有家人礼，顾与百官同列，南面而朝之，不可为后世法。”在家里再怎么尊敬母亲，没问题，要把老娘抬到太师椅上当老皇，这个可不行啊，“上疏请太后还政。”这可了得？范公“寻通判河中府，徙陈州”。

　　这里有个命题：危言与危险。给朝廷提意见的，本不是唱反调的，危言者与高位者，在富国强国的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当然，危言者跟牢骚者不是一个格调，危言者是为国而抒怀，牢骚者或为己而书愤。换言之，危言者，是真正爱国者，然则，他们又老是被打入另册。危言者，本来绝非危险分子，却常常是命危矣，命不危，则其位也，岌岌乎殆哉。

　　危言而危，便催生了逊言者。范公所谓逊言逊行，说穿了就是媚言媚行。危言者，全心全意都在为国着想，而媚言者一心一意都在为己图谋，假如为国谋的倒霉，为己谋的上台，帝国能不倒塌么？（刘诚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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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桑爱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