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靖，女，中共党员，1964年2月出生，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心理卫生中心主任。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心理卫生中心主任刘靖是全国儿童精神卫生领域中数百名医师之一，她在这个鲜为人知的岗位已经默默奉献了29年。面对各种精神障碍患儿，她感到强烈的责任感。她总是为远道而来的患儿加号，工作到深夜；她总是详细地进行各种查房，使众多诊疗疑难的患儿得以康复；她一直仔细倾听着患儿父母焦灼的讲述，追寻着孩子们躲避的眼神，体会着孩子们内心的痛楚，运用她高超的医术，温柔地走进患儿脆弱的心灵，为他们撑起一片微笑的天空。

　　2014年，刘靖医生参加了由马来西亚政府主办，多国第一夫人参加的国际孤独症会议，并兼任亚洲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及相关学科协会副主席及我国多个与儿童少年精神心理健康相关的学术团体的副主任委员。她努力探索儿童少年精神障碍的临床规律、诊断治疗和病因机制，并用她对患儿的感同身受影响着年轻的医师和学生。她向全国传播着儿童精神卫生知识，并主编多本儿童少年精神疾病防治指南，促进我国精神障碍儿童的诊断与治疗。她用自己的行动推动着我国及亚洲儿童少年精神医学的发展。

　　“带着玩具箱出诊的刘妈妈”

　　无论是在病房还是出门诊，刘靖总是亲切地与孩子们打招呼，言谈举止间流露出的都是母亲般的慈爱。她被患儿亲切地称为“刘妈妈”。在儿童心理卫生中心，孩子们对身边的医护人员也不称呼大夫，而称他们为叔叔、阿姨。

　　“刘妈妈”每次出诊，身边都带着一个重重的玩具箱。在孩子们眼里，这就是一个“百宝箱”，里面装有积木、玩偶、小汽车，还有一些简单的拼图等。患有精神障碍的孩子平时不善言谈，但看到各式玩具眼睛就会放光。刘靖说，玩具既能帮助医患建立更好的关系，还能让医生对孩子的发展情况进行评估。“在孩子玩玩具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了解疾病发展的水平、性格特点和兴趣爱好。比如，自闭症的孩子不会玩想象性的游戏，孤独症的孩子喜欢玩过家家游戏等。”

　　一岁半的轩轩（化名）还不会叫“爸爸”“妈妈”，家里人因此寝食难安。“我们叫他的名字他从不回应，他只对感兴趣的事物有点反应，如看动画片《小猪佩奇》就可以从头看到尾……”诊室内，三代人与刘靖的交流时断时续。刘靖听完小轩轩母亲的描述后，从玩具箱里拿出一盒积木。小轩轩看到积木明显兴奋起来，可让小轩轩送一块积木给妈妈和奶奶时，他却毫无反应。

　　刘靖仔细询问了小轩轩日常的行为习惯，如平时玩积木是怎么玩的、是不是按规律摆放、有没有一直开关门或反复爬楼梯等。随后，她根据小轩轩的反应填写了儿童成长发育表格，并进行了相关检查。

　　刘靖说，儿童精神科医生要和善、有耐心，如果很严厉，孩子就会产生负面印象，可能一句话都不会说。在刘靖看来，越是患有精神疾病的孩子越敏感，嘴上不说但都在心里，医生的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他们都能敏锐捕捉到，所以无论是从专业角度还是从爱护孩子的角度，都需要“有态度的”接诊，在信任的基础上产生情感共鸣。

　　“精神科的特点决定了看病不能急”

　　“刘主任给加个号吧，我是专程从内蒙古坐飞机过来找您瞧病的。”“我早上不到6点就来排队挂号了，但排到我时号已经挂完了……”每到刘靖出诊，诊室外的走廊总是被慕名而来的就医者围得水泄不通，连诊室配备的两名保安都难以招架患者的求医心切。

　　一大早，还没走进诊室，刘靖就被守候多时的患儿家长团团围住，有些请求加号，有些则迫不及待想询问诊疗意见。此时，刘靖总是耐心回应。“加号不是常规举措，但儿科医生太少了，就医需求却很大。我做了这么多年医生，总不忍心拒绝患者的请求。”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精神障碍及心理问题导致的青少年自杀，在全球青少年死因中居第三位。我国儿童青少年群体中，精神疾病发病率居高不下，其精神卫生状况令人堪忧，留守儿童、单亲儿童、独生子女的心理、行为问题尤为突显。与此同时，我国儿科资源短缺现象极为严峻。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显示，我国每千名0-14岁儿童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数为0.53人，低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儿童精神科领域的医生更是凤毛麟角，供需之间的巨大缺口投射到医院就是每一名儿科医生的工作压力。

　　“常规门诊是12个专家号，通常都要加到20至30个号，最多的时候看了40个号。”刘靖说，前来就诊的患儿大多是全国各地经过初筛的疑难病例，属于顽固难治的疑难重症，如精神分裂症、双向精神障碍、抽动症、孤独症等，门诊放出去的号几乎瞬间就被“消化”掉了。

　　为了能让更多患者如偿所愿，刘靖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精神科的特点决定了看病不能急，初诊的病人都要进行20分钟以上的问诊。”刘靖说，疑难重症患者隔几个月就来复诊一次，患儿家长总有很多心里话想跟她倾诉。这种渗透式的交流，对于患儿的治疗非常有帮助。“精神科儿童的治疗不单靠药物，还涉及家庭因素、学校环境、人际交往等等，只有多交流、多观察、多倾听，才能发现蛛丝马迹。所以，一般上午半天的门诊都会拖到下午一两点，有时甚至拖到晚上八九点才结束。”

　　“孩子得到最合适的治疗最重要”

　　“孩子越早治疗越好。”刘靖说，很多孩子起病相对隐蔽，症状不明显，发病时间比较长。他们从小追随她的门诊，甚至长达十几年。

　　18岁的明明如今已经是一名大学一年级学生了。从小学二年级开始，明明就因常常存在幻觉妄想的症状，被当地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后来被推荐到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就医，跟随刘靖治疗已有11年时间。如今，明明已经临床痊愈，病情缓解得非常好，不过需要定期复查，并及时接受心理干预。

　　“有些患者经过治疗，已经能够融入社会。”刘靖说，每年高考过后总有一些她经手治疗的孩子向她传来喜讯。看着这些孩子参加高考并取得好成绩，她由衷地感到开心。但是，也有不少需要持续治疗的孩子面临与她的“别离”。

　　“孩子成年了就需要转到成人精神科医生那里延续治疗。一是儿科医生本身就少，如果到了一定年龄不转走，就会占用资源影响别的孩子治疗；二是成年之后的心理问题会产生变化，可能会遇到婚恋与工作等问题，成人精神科医生更有经验。”说起这些孩子们，刘靖几度哽咽，“我陪伴了这些孩子很多年，虽然有不舍，但让孩子得到最合适的治疗才是最重要的。”

　　刘靖接诊时，常常会有20岁“孩子”的家长请求她再看一次。之后，她会把这些孩子们亲自托付给成人精神科医生，并详细介绍孩子们的病情。“我了解孩子，也了解医生，我知道怎么做会对孩子更有帮助。转介成功对孩子的一生非常有帮助，我也会安心。”刘靖说。

　　“儿科医生非常短缺，已经引起国家层面的重视。当短缺的儿科与薄弱的精神科碰撞到一起时，从业者更是为数寥寥。”刘靖粗略估算了一下，目前，国内从事儿童精神领域的医生仅有三四百人，孩子们的精神健康有待更多人守护。

　　“越干越觉得应该好好干”

　　毕业于北京大学医疗系的刘靖在精神科岗位上已经工作了29年，“当初精神卫生科是边缘学科，选择这个专业的学生很少。我记得毕业时就两个同学选择精神科，其中一个就是我。”刘靖说，“有些医科大学有精神卫生系，但没有专门的儿科精神培训，儿童精神科医生只有经历4至5年的成人精神专科培训之后才能进入专业领域。”

　　刘靖说，推动儿童精神科的发展，医院需要站在更高的层次满足孩子的需求，主动宣传，让老百姓有心理健康的意识；同时提供服务，推动社区的发展。“我们也在对基层医生进行培训，更多孩子在社区被识别，得到初步帮助。但目前这种服务缺乏长期性、持久性，医院有必要与基层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建立从筛查到诊断治疗完整的服务体系。”

　　在完成临床诊治工作的同时，刘靖承担着大量的科研和教学任务。她在儿童孤独症、阅读障碍、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的临床和基础方面做了较多研究，尤其对儿童孤独症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她还担任着首都医学发展科研基金“儿童孤独症功能磁共振”研究课题的负责人，并担任“973”子课题——“人类异常亲和行为的医学遗传学研究”的负责人，先后参加了多个国家或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研究及国家支撑计划的研究课题。

　　“这几年经过不断学习和实践，我可以越来越娴熟地帮助患者，为患者解除病痛，给家庭带来欢乐。但我也意识到，相比成人精神科，儿童精神领域各种临床基础研究都不充分。要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治疗，我们需要对发病机制、诊疗模式进行不断探索，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治疗方式。”刘靖说，“我越干越觉得应该好好干，越干越爱那些孩子们。”

　　刘靖多次荣获北京大学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大学医学部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大学医学部优秀教师，北京市残疾人康复工作先进个人，北京高校2010-2012年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大学医学部良师益友奖，北京大学医学部优秀教师，第六届“首都十大健康卫士”提名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