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首都功能核心区，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近年来坚持“小切口深治理”理念，以数字检察助力高效履职，逐步实现从个案到类案、从治罪到治理的法律监督质效提升，积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

向前迈一步 发掘更多线索

注册拍卖公司，以拍卖老年人收藏的老物件为名骗取中介费，多位老人受骗。案件办结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汪珮琳和检察官助理邱波却发现，涉案拍卖公司依然存续，并能查到拍卖许可资质，甚至重新沦为犯罪工具。

“打着公司的幌子，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这种毒瘤必须尽快拔除。”汪珮琳随即对类案进行梳理，用“公司”“非单位犯罪”等关键词筛选出“幌子公司”数据集，与工商登记数据和行政许可公开数据等进行比对后，发现这种“幌子公司”不在少数。办案组向相关行政部门制发了检察建议，同时将线索移转给行政检察部门，最终132个公司被立案调查，38个公司被吊销，3个拍卖许可被收回。

“从治罪到治理，从个案到类案，我们的办案模式也发生了转变”，汪珮琳办案组研发的“幌子公司”法律监督模型，经过一年多实践，应用场景已拓展至医保诈骗、非法集资等领域，北京、河南、山西等多地检察机关筛查出“幌子公司”行政执法监督线索，为深化“放管服”改革输出深层次法律监督效能。

不同于“幌子公司”法律监督模型，检察官徐嘉研发的新型网络传销法律监督模型来源于运维人员电脑中数十个疑似传销平台名称的文件夹。在她办理的网络传销案件中，所有通过复制上家交易模式进而裂变的网络传销平台由固定技术人员运行维护，被查的这个传销平台一周交易订单总额高达2500万元，而它只不过是众多裂变的下级平台之一，根据这条线索，徐嘉发现了更多上家的犯罪证据。在对组织主要负责人进行刑事处罚后，徐嘉还将主要参与人员的线索移交市场监管部门，对虽未构成刑事犯罪但符合行政处罚条件的人员进行处理。同时，向网络平台公司制发检察建议，清理涉传销网络账号。

往深走一步 掌握办案主动权

2022年6月以来，东城检察院依托首都检察版“接诉即办”工作机制，运用“公益诉讼智能分析研判平台”，截至目前已发现公益诉讼线索234条，同比增长超100%。“过去的工作重心是‘找线索’，平台启用后转变成了‘筛线索’”，公益诉讼部门负责人郑馨智表示，“不仅优化了工作方式，还能更好对接群众诉求”。

通过对平台举报信息的筛选研判，该院对居民多次投诉的辖区著名文化街巷临时搭建的露天垃圾场搬迁问题进行实地调查走访，通过“圆桌会议”充分与相关单位沟通，制发检察建议督促整改，积极解决困扰居民多时的烦心事。2023年10月，东城检察院与东城区城市管理指挥中心建立信息共享机制，进一步拓展线索来源。

“根据市委深改委下发的涉及民生各领域的‘每月一题’，结合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开展小专项监督”，在原有“接诉即办”机制基础上向“未诉先办”办案模式拓展。郑馨智介绍，借助数字共享平台，智能分析某领域同类线索周期性重复出现的情况，“比如‘飞线充电’举报线索，我们通过数据整合将范围缩小至某一高发区域，针对这一区域督促行政机关开展排查安全隐患专项行动”，充分发挥安全生产领域公益诉讼预防功能，提前消除安全隐患。

夯实每一步 让“盆景”变“风景”

作为深耕检察技术领域的专家，刘政帮助过多个法律监督模型实现落地，“能否实现?怎么实现?首先要做的是可行性分析”，不仅如此，在办案过程中，刘政开展技术辅助同步审查，协助检察官对办案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他认为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只是数字检察的一个应用场景，是在特定办案情境下算法规则和筛查逻辑的集合。“检察技术人员要做的就是让办案实现数据查询、分析、碰撞的自动化。”

“基层检察院是数字检察的一片蓝海，充足的案例积累提供了更多建模的可能性和针对性”，除了是一名基层检察官，徐嘉还是数字检察青年攻关小组的骨干成员。2023年7月，东城检察院组建了青年攻关小组，鼓励青年检察官探索大数据模型建用并举，研发出具有东城特色的法律监督模型。

骨干成员李扬认为数字检察时代的检察官不能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还得拥有四大检察工作的全局视野。他负责筛查整理全院办案数据，探索建模可能性，也为现有模型使用做统筹调度。另一骨干成员原佳丽则是负责数字检察调研工作，提供理论支持，“数字检察就像一棵大树，每个法律监督模型都是其中的分支，我们的模型既需要服务中心工作的大局，也要尽可能贴近群众生活，这样才能让大树枝繁叶茂。”

发展进一步 加强顶层设计与重点突破

2023年8月，东城检察院启动大数据法律模型运用“百日攻坚”专项活动，集中力量研发和应用符合该院检察工作实际的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目前已有9个自主研发模型得到市院双认证，应用场景覆盖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从全市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台账中筛选推进符合东城区情的36个重点数据模型“落地查案”，带动全年办理各类案件6791件，同比大幅上升。“这项活动进一步提升了监督办案的规模和质效，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示范性的精品案件，29个案例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市检察院选用”，主管数字检察的部门负责人高小勇介绍。

成效背后，是理念和机制的引导支撑。东城检察院先后成立由院党组牵头的数字检察领导小组和数字检察指挥调度中心，将这项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逐步培育具有东城特色的数字检察工作品牌”，该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赵文胜介绍，“持续打造一支懂业务、懂技术、有数据思维的复合型检察人才队伍”。

“在数字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最高检提出的‘业务主导、数据整合、技术支撑、重在应用’16字工作机制为我们实践数字检察锚定了方向”，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代检察长李华伟表示，“数字赋能检察就像是给检察工作插上了翅膀，想要羽翼丰满，能够展翅翱翔，就必须走出舒适圈，迎接新模式、新挑战，促进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努力实现检察工作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