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将风险隐患防范于未发之时，是筑牢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根基的必然要求。当前，随着我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基层治理面临新情况、新挑战。如何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推动矛盾纠纷就地化解，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成为检验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尺。

2025年7月，笔者深入北京市平谷区王辛庄村，以基层治理现代化为主题开展实地调研。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该村立足实际，以协商议事厅为平台，探索出一套灵活、开放、包容的“微协商”机制，致力于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自2023年5月以来，王辛庄村开展了二三十场协商议事会。协商议事的过程不仅是化解矛盾纠纷的过程，也是动员群众、凝聚共识、重塑规范的过程，这提升了基层社会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能力，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提供了鲜活的地方实践。

透视基层治理的挑战

王辛庄村党支部书记谈起村里的治理问题，对一起因建房引发的长达数年的纠纷记忆犹新：“黄大爷和刘大爷两家，因为一面墙的事儿，产生了很多12345 热线工单，成为我们心头的一件‘老大难’。”随着农村居民经济水平的提高，改善居住条件的意愿日益强烈，翻建、新建房屋成为普遍现象。然而，由此引发的宅基地边界、采光通风、空调噪音和滴水等邻里纠纷也随之增加，成为影响乡村和谐稳定的突出因素。

这类纠纷往往兼具法理性与情感性。曾有村民为房屋外墙修建了5厘米保温层，导致房屋整体超出审批范围2厘米，被邻居举报后不得不拆除重建，经济损失巨大，两家矛盾从利益之争升级为情感对立。为从源头减少此类冲突，北京市政府出台了农村建房须经“四邻签字”同意的前置程序。这项政策有效遏制了房屋建成后的激烈冲突，但也意味着矛盾化解的节点前移，成为基层干部必须面对的新课题。黄大爷与刘大爷的纠纷，正是这一新课题的典型案例。村“两委”在接到黄、刘两家的诉求后，派网格员深入走访。调查发现，矛盾的导火索在于两家历史上共同使用的一块空地。一堵墙的纷争隐含着农村居民之间的利益之争、认知之争，也为提高基层治理水平创造了机遇。

构建柔性调解队伍

面对这类复杂的纠纷，王辛庄村没有设立人员固定、程式僵化的调解委员会，而是创造性地打造了一个因事而异，因人而组的柔性协商议事平台。王辛庄村党支部书记王立刚对此深有体会：“协商议事厅不是挂着牌子的固定机构，也没必要固定人员。就是谁能说得上话，谁能公平评理，就让谁参与进来。灵活性就是协商议事厅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

为了化解黄大爷与刘大爷的纠纷，村“两委”组建了一支强有力的调解队伍。一是援引村外的法理性力量，邀请乡镇土地科、规划科、司法所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提供权威的政策解读和法律适用指导，划定协商的法律政策底线。二是激活村内的权威性力量，动员本村党员、村民代表、网格员参与其中，他们熟悉村情民意，能为调解提供关键背景信息。三是发动村内的社会力量，即在村民中享有一定威信、处事公正、敢于直言的热心群众。

在这些参与者当中，发掘和动员热心群众尤为关键。村干部直接出面,有时会被当事人视为“打官腔”或“拉偏架”而身份相同的村民发声，往往能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王立刚说：“有些话，我们村干部不方便说，说了可能会激化矛盾，但群众讲出来，当事人就能听进去。”群众意见传递的是村庄公共舆论的潜在压力，关乎农村居民的“脸面”，这对村民具有很大的约束力。

为了找到并激励这些热心群众，村“两委”颇费心思。村里有一位李大爷因看不惯过去个别村干部的不当行为，长期上访，是知名的“上访户”。王立刚在就任村党支部书记后，主动和李大爷唠家常，发现李大爷爱读书、明事理、性格耿直，是关心村庄公共事务的热心人，王立刚便动员他参与矛盾纠纷调解。经过一两次尝试和磨合，李大爷成为议事厅里一位敢说真话、善于说理的得力成员。

为了鼓励党员、村民代表和热心村民参与协商议事，村“两委”通过评选“年度热心群众”，结合实际灵活发放半天 50 元、一天 100 元的误工补贴。这既体现了对参与者的尊重，又避免补贴太高导致参与调解的村民失去公心，有效调动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协商议事会现场

把握调解艺术

基层矛盾调解，绝非简单地召集开会、宣布结果。面对大量因矛盾、观念差异形成的硬骨头，村“两委”形成了“冷处理”与“热调解”相结合的工作节奏。

所谓“冷处理”是指在矛盾爆发、双方情绪严重对立时，不急于强行推进正式调解，而是通过网格员、热心邻居等进行初步疏解，防止事态升级，同时让时间缓冲对立情绪。对于黄、刘两家之间的纠纷，村“两委”决定暂缓正式调解，一方面安抚黄大爷情绪，另一方面继续通过做刘大爷的工作，等待破冰的机会。

“热调解”意味着敏锐捕捉或创造化解契机，予以及时调解。在召开协商议事会前，王立刚特意安排双方提前到场一小时，在“背对背”的单独沟通中，深人了解各自核心诉求和真实顾虑，梳理出争议焦点。这为后续“面对面”的公开协商做好了充分铺垫。在协商议事会上，主持人引导双方首先反思自身可能存在的问题，倡导“各退一步、换位思考”，而非相互指责。在专业人员解释政策、民间代表评理、村干部居中协调作用下，黄刘两家达成兼顾情、理、法的解决方案。

▲北京市平谷区王辛庄村村容村貌

激活群众内生动力

王辛庄村的“微协商”实践，其意义远不止于成功调解几起纠纷。它的深层价值在于探索出一条激活内生力量、实现善治循环的基层治理路径。王辛庄村的经验表明，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不仅能够有效维护社会稳定，更是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效能的有效路径。

协商议事厅之所以能“解纷”且“止争”，关键在于它成功引入了村庄社会的内生性治理资源，将原本局限于私人领域的争执，置于村庄公共领域的审议和评判，这个过程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念与传统乡土社会规范的有机结合。在这个场域中，当事人不仅要面对法律政策的引导和约束，更要直面来自熟人社区的道德和舆论压力。这种压力促使他们超越对一时一事的个人利益的维护，以更长远、整体的视角，看待邻里关系和个人在社区中的形象，因此当事人更容易达成共识。

更重要的是，每一次成功的“微协商”，都是一次生动的基层民主实践，能够推动公共精神的培育。群众在参与调解中，逐渐体会到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和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干部在组织协商中，提升了群众工作能力，增进了与群众的感情和信任。通过解决一个个像建房纠纷这样的“关键小事”，村庄共同体意识得以强化，社会规范得以明晰。

“小厅堂”里的“微协商”，议的是百家事，聚的是万人心。王辛庄村的实践充分证明，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必须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的实践智慧之中。只有充分尊重和激发群众主体性，创新组织动员群众的机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才能将矛盾化解在基层，真正夯实国家长治久安的坚实根基，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善治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