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北京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正式开通迎客。让大家等了12年才开通的原因，是这座地铁车站下，埋藏着一座600多岁的古城——明清通州古城墙及瓮城遗址。

当年，地铁施工揭开了古城的面纱。本报记者专访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揭秘这座地下古城“苏醒”背后的故事，了解现代地铁与古代城址“共生”的细节。

明清通州古城墙及瓮城遗址俯瞰图。

抽丝剥茧

206个探方揭开通州古城东大门

走进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宽敞的站厅、造型独特的“Y形柱”，让人眼前一亮。车站地下一层，专门预留出的展示空间，搭配展现通运门历史脉络的展板，娓娓讲述脚下这座古城的前世今生。

时间拨回到2011年，为配合地铁6号线二期启动施工，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现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沿线开展考古勘探工作。

“挖到当时定名的新华大街换乘站时，我们在规划地铁站东南角的地下土层中，发现了夯土和砖砌遗迹轮廓。”北京市考古研究院馆员刘风亮是当年的考古项目现场负责人，他回忆，根据考古勘探成果，初步判断此处为古代城墙与瓮城基址，结合《嘉靖通州志》《康熙通州志》等文献记载，锁定这里是明清时期通州古城的东城门。即历史上说的通运门，紧邻运河水路，是漕粮、商品、人员进入通州和北京的必经之路。

而这也是通运门站的由来。

为了深挖通州古城的历史，刘风亮和考古队员查阅了大量文献，翻遍故纸堆，将有效的线索抽丝剥茧般地找出来：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代开国大将徐达率军攻克通州，派大将孙兴祖修筑通州城，建四门。其中，通运门位于东城墙上，门外有一个半圆形的瓮城，兼具防御与集散功能。

2011年9月，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

“现在说起来风轻云淡的，当时我们的压力可不小。”刘风亮回忆，“一方面要保护文物，怀着一种阐释历史的责任和担当;另一方面，我们还要保障城市建设，加班加点是必然的。尤其是田野考古，清晨五六点就要到工地，一点一点剥离覆土，生怕错过一处细微痕迹、遗漏一段历史。”

“我们一共布设了206个探方，发掘范围南起新华大街，向北延伸约650米。”刘风亮掰着手指细数，考古队相继发掘出东城门、瓮城，还有3段城墙等遗迹，“这处遗址格局完整，体量庞大、地层关系复杂。城内道路、铺地、排水痕迹清晰可辨，印证了通运门这一历史坐标。”

“文物优先”，再次成了一个接一个“破例”的充分理由。2014年12月，北京地铁6号线二期开通试运营，因遗址保护与车站一体化规划双重原因，唯独通运门站暂缓投用，“所有施工方案以完整保护城墙遗存为前提”。

完整还原

车辙遗迹定格漕运枢纽盛景

过去的12年，考古人员在干嘛?读懂大地和土壤这本最权威的无字史书。他们依据考古发现、文献记载双重印证，揭露了明清通州古城的军事防御、漕运交通等遗迹，完整还原古城布局。

这座600多岁的古城外貌逐渐清晰起来。通州古城东城墙遗存呈“之”字形蜿蜒，东城门位于城墙南部，东侧修筑瓮城，瓮城同样设有四个门。

令考古工作者惊喜的是，在当时的路面上，他们发现了两道清晰的车辙遗迹。“车辙宽度约10厘米、深四五厘米，断断续续延伸10余米，从瓮城南门斜向通往通运门主城门，宽度与古代两轮马车完全匹配。”刘风亮说。

考古人员还还原了这驾马车的“实况”：古人驾车进城，因为轮胎是从瓮城南门向主城东门延伸，所以轧出了一个弧形的轨迹。“可以看出，当时这辆车正在转弯。受重力影响，一侧车辙较深，一侧较浅。”刘风亮说。

城门内外的盛况也被复原了：江南漕粮、南北百货沿大运河进京，抵达通州卸船后被搬到岸上，再装上大车，抵达主城东门即通运门，输送至通州城内的官仓。刘风亮说，车辙就是明清时期通州作为漕运枢纽的见证。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大量遗迹，进一步勾勒出通州古城的功能分区。

“我们发现了修筑在城墙内侧的马道，宽度略大于墙体，建造工艺和城墙一致，夯土外包青砖。”刘风亮解释，这是古代士兵快速登城御敌的通道，是古代城池防御体系的标准配置。

在城墙外侧20多米的位置，考古人员发现了数百枚铁弹丸。“这些是古代使用的炮弹，说明这里经历过战火。”刘风亮说，通州作为京畿门户，历史上多次遭遇战事，这些炮弹也从侧面说明，瓮城和城墙承担了重要的防御功能。

瓮城城门下方，有一道砖石结构的排水沟渠。“沟宽二三十厘米，石材铺底、青砖垒壁，专门用于排出瓮城内积水，避免雨水浸泡墙体。”刘风亮说，这套排水系统连通瓮城内部，雨水直接排出城外，巧妙的地下排水设计，体现了古人成熟的城市营造智慧。

延续记忆

铭文城砖成为断代关键物证

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城墙上发现了一些带有铭文的城砖。其中一块砖上刻有“嘉靖五年临清厂精造窑户孙信”的字样，成为断代的关键物证。

“这块砖产自山东临清，沿大运河水路运抵通州，恰好印证了运河的物资运输通道作用。”刘风亮解释，砖文清晰标注了烧制年份、产地、工匠姓名等信息，是工匠留下的“防伪标志”，也是当时的质量“可追溯系统”。

这段城墙墙体采用的是明清时期典型的“内夯外包砖”工艺——墙体内部为夯土芯，两侧砌筑衬砖，外层通体包青砖。这与《通州志》“外砌砖石，内实土”的记载也完全吻合。

“结合城砖上的文字信息，我们可以推断，修建城墙的时间不会早于嘉靖五年。”刘风亮说，结合地层坍塌堆积情况，考古人员发现，城墙是直接修筑于元代建筑基址之上，夯土中夹杂了明早期的瓷片。这些都进一步将城墙初建年代锁定在元末明初这个时间点。

这一判断与《嘉靖通州志》等文献记载高度吻合。

此后，通州城的城墙经历了四次大规模修缮：明中晚期第一次大修，因城墙长期遭受风雨侵蚀、运河水患损毁，所以开展整体性修补;明末第二次修缮，对局部墙体加固;清代经历了两次修补，其中，瓮城东南角因紧邻北运河，长期受河水侵蚀大面积坍塌，清代直接在旧墙体上方重新筑墙，遗迹叠压痕迹清晰可辨。

古城墙遗址还出土了明清时期的瓷片。“大部分是景德镇的青花瓷，有二龙戏珠纹、‘喜’字纹、‘福’字纹等。”刘风亮说，虽然完整的瓷器不多，但这些瓷片足以证明通州作为漕运枢纽，与南方的贸易往来是何等密切。

2014年，中国大运河在第三十八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而明清通州古城墙及瓮城遗址的一系列发现，无疑是大运河这一文化遗产价值的重要实物佐证。

从通州古城东大门“通运门”到地铁“通运门站”，城市记忆完成延续，“通运”二字承载的枢纽使命未曾改变。

古城门“沉睡”半个多世纪，重新“开启”。还有一个彩蛋，通运门站内已预留好专属的展示空间——未来，随着瓮城遗址博物馆落成，明清通州古城墙及瓮城遗址将在这里原址重现，实现“在车站里逛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