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云区石城乡张家坟村珍藏着一块白色大理石纪念碑，碑的正面左侧镌刻着“任宗玉、任宗芳、任宗学、任宗山、任永刚、孙长瑞、韩二炮千古”的字样，正中是“不屈不挠”四个大字，写得刚劲挺拔。这块碑是丰滦密抗日联合县政府为纪念抗日七烈士于1944年5月而建的。

1941年，丰滦密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扩大，将平北与冀东两大抗日根据地连接起来，直接威胁着敌人往来于东北与华北的交通命脉——平古路，象一把尖刀直插伪满、伪蒙疆和伪华北三个伪政权的接合部。日本侵略者千方百计想摧毁它。1941年冬季，日伪调集1万多人，到这块仅有几万人的根据地进行“扫荡”，被抗日军民粉碎。敌人不甘心失败，采取了更加残暴的政策，来对付抗日根据地军民。他们将丰滦密联合县长城以外的广大山区划为“无人区”，不许人们居住，也不许种地，强令当地居民统统搬入他们指定的“人圈”里去。日伪在“无人区”见房就烧、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杀，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妄图彻底破坏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除掉丰滦密抗日根据地。

张家坟村就座落在“无人区”内，面对日伪灭绝人性的残暴政策，张家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后退、不动摇，顽强地与侵略者展开斗争。村里除一部分老弱妇女被转移到关内亲戚家躲藏外，大部分人都迁到深山密林，誓死不进敌人的部落。房子烧了就搭窝棚，窝棚烧了就住山洞，东西被抢光了，他们就背上背篓跟着八路军打游击。

1942年3月，春回大地，丰滦密联合县政府在石炮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集中力量动员“无人区”的群众回乡搞春耕，将“无人区”变有人区，将少人区变多人区，以彻底粉碎敌人的“无人区”计划。并且采取措施安置已经回乡群众的生活，帮助他们搞好春耕。在抗日政府的号召下，张家坟村的群众陆续返回家乡种地。为了防备意外，村自卫队（民兵）还派了岗哨，建立了消息树，观察、监视敌人，保护正在春耕的群众。

一天，正当人们忙着春耕的时候，驻四合堂据点的日军和后山铺伪满军一起包围了张家坟及其附近地区。这天负责站岗看消息树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任永华，由于连日抢耕抢种，十分劳累，看守时睡着了，未能发现敌人。等到埋头耕种的群众发现敌人时，已经来不及逃跑和转移了。这时，日伪军鸣枪围捕进入“无人区”种地的群众，任宗玉拼命向南沟跑去，敌人从背后射击，子弹打在他的脚上，他被敌人捉住了。任宗学在南岭梁，孙长瑞和韩二炮在大梁沟谷地被敌人抓住。任宗芳、任宗山、任永刚藏到猪头岭一个山洞里，也被敌人抓住了。敌人将他们捆绑起来，押回四合堂据点。

共产党员任宗玉是张家坟中心村的副村长，他是回村组织群众春耕的。任宗芳是村粮秣委员，也是党员，在村里一直负责征集、保管公粮等工作。党员任永刚也一直为抗日工作奔忙。任宗山、任宗学、孙长瑞、韩二炮都是坚决抗日的自卫军（民兵）队员，任宗山还是自卫军班长。他们被敌人押到四合堂据点的当天夜里,就被一个一个地拉去审问。敌人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说:“是老百姓，种地的。”敌人问:“你们谁是八路军？谁是干部?”他们都回答：“不是。”敌人问:“你们的政府在哪？八路军住在哪？炸弹厂、被服厂在什么地方?”他们也都回答“不知道。”敌人见问不出什么，气急败坏地对他们施以酷刑：吊打、灌凉水、灌辣椒水、压杠子，一个个被打得遍体鳞伤。敌人没能问出半点情况，只得把他们关押到一座破烂不堪、充满臭气的牲口棚里，用铁丝穿着他们的锁骨把他们锁在一起。

为了折磨他们，敌人连着几天不给他们饭吃，不给水喝，每天吊打拷问。我们的共产党员、自卫军队员没有一个人屈服。敌人知道用硬的办法得不到任何东西，又改用软的办法，派人给他们送去了好饭好菜，让他们吃。七个人看看饭菜，没有一个人去吃，他们知道这是敌人的诡计，宁愿忍受饥渴，也不吃送来的饭菜。敌人的软、硬办法都失败了，就对他们下了毒手。

这天下午，山风呼啸，一队日寇荷枪实弹押着任宗玉等七人来到四合堂南栗树沟门。几天来的饥饿、干渴和严刑拷打已将他们折磨得奄奄一息了，但是他们在敌人面前没有流露出一丝怯懦的情绪，用极大的毅力站起来，向敌人指定的地方走去。当他们来到栗树沟门时，这里已挖好了七个大坑，周围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他们站到大坑前,面对着敌人的刺刀，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倒下去了。

七烈士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张家坟，传到了丰滦密各地。人们为他们惨遭杀害而悲痛，也为他们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精神所感动。丰滦密联合县政府根据任宗玉等人的斗争事迹追认他们为抗日烈士。

（英烈事迹材料由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