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中，又名张毓坤，笔名草川未雨，河北省定兴县人。1905年11月6日（农历十月初十）出生在一个书香之家，从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16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29班读书。1921年，邓中夏曾到保定作过一次演讲，在育德中学播下了共产主义的种子。秀中在学校进步师生的引导下，开始接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并接受反封建、要民主，反迷信、要科学的启蒙思想。从1923年起，他从事新诗习作，参加学校的文学研究会，和他的同学共同创办《微声旬刊》，活跃在一批进步的师生之间，这为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从事文学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5年秋，张秀中中学毕业后，与志同道合的同学柳风等来到北平，到北京大学作旁听生，专攻文学课程，并从事文学创作活动。1926年1月，他的第一本短诗集《晓风》出版。2月8日，他便写信向鲁迅请求赐教，并连同诗集，请甄永安（柳风）交给鲁迅，鲁迅日记中曾记有此事。在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中，张秀中目睹了反动军警镇压青年学生的暴行，三日后，他怒不可遏地写下了《血战》一诗。与此同时，他与育德中学老师谢采江、同学柳风，以及子波、湘灵、丁丁等组成“海音文艺社”，并且联络爱好文艺的好友集资在北平沙滩23号开办了海音书局，陆续出版了文艺著译二十多种。他自己的《晓风》重版，还先后出版了他著的《清晨》《动的宇宙》两册短诗集。1929年5月，他又以草川未雨笔名出版了长篇专论《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他还为柳风的短篇小说集《乡下丫头》作序，为谢采江《荒山野唱》诗集写了长篇引论。张秀中翻译十分勤奋，早在中学就开始译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作品了，从1926年开始，先后出版了他翻译的《莫泊桑的诗》,莫泊桑的小说《魔鬼的追随》《欧儿拉》等。由于海音社的文学主张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得不到文坛的反响和呼应,经济上又难以维持下去，最后只好停止活动，张秀中由此也暂时中断了文艺创作活动。

1929年底，张秀中经朋友介绍到北平南郊黄村实验民众教育馆当馆员，该馆是中共北平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站，该馆主任师景泉是中共党员。1930年3月，北平市委派平杰三到黄村开辟党的工作，5月，经平杰三介绍，张秀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如虎添翼，更加奋力为党工作，从此他很少回家。他每星期用一个信封，内装一片报纸，示意他的家属不要惦记他。这年7月，北平市委派李烈飞前往黄村，建立了黄村地下党支部，并指定平杰三任支部书记，张秀中分工任宣传委员，搞农运工作。这期间，北平市委还先后派刘锡五（铁刘）、王子青（外号王黑子）到黄村巡视工作。由于当时受立三路线的影响，在黄村也搞了飞行集会、街头演讲、散发传单等活动，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嗣后，在李烈飞的领导下，又搞了一次“黄村暴动”，北平当局立即出动军警前往镇压，张秀中等被迫散入农村，后回到北平市委另行分配工作。

1931年1月，他调任北平东城区委宣传部长，其时,他还负责革命互济会的工作。2月，他正式加入北平左翼作家联盟。“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入反帝、反蒋、抗日救亡的政治、文化斗争，拿笔当枪，在敌人刺刀尖下坚持战斗。在纪念“左联五烈士”之一胡也频光荣殉难一周年时，他冒着生命危险，撰写了一篇战斗激情横溢，文笔生动的长篇评论文章（《评〈光明在我们前面〉》）,发表在北京大学出版的《新地月刊》上（解放初，丁玲将它收入《胡也频选集》）。年底，他调任河北省委交通秘书，后任副秘书长，参加省委党刊《北方红旗》的编辑工作，同时积极参加左联活动，与陆万美合编左联机关刊物《文学前哨》，并在《摩尔宁》等刊物上发表作品。1932年，他在北平参加了纪念“五卅”运动的示威游行，归来写有《五卅大示威》诗一首。6月，他与窦隐夫（杜谈）、铁岩、柳风等商定，赶编《血在沸》诗集，出版后，稿费用于救济“左联五烈士”之一柔石的子女。7月，以中国普罗诗社名义出版了《血在沸》，其中收入他的诗歌短评共7篇。不久，北平左联常委改组，党指派他兼任北平左联党团书记。11月，鲁迅到北平探亲，应各大学及各文艺团体邀请，作了著名的“北平五讲”。其时，张秀中正活动于较重要的沙滩党支部，负责北京大学一带党的工作，因而聆听了鲁迅的讲演。年底，由于斗争形势需要，北平左联再次改组，党指派他去西郊加强农运工作。1933年春，河北省委机关转移至天津，张秀中、倪素存奉命去天津住省委机关，并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张秀中指派柳风夫妇白天在码头工人中开展革命活动，晚上，则担负省委交给的文件、传单的刻印任务。这年秋，天津、北平形势恶化，白色恐怖加剧，地下党组织和左翼文化团体不断遭受破坏，党指派张秀中重新回到北平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筹划恢复工作,并与上海左联取得联系。这期间，陈辛仁主编的《理论与创作》就是在张秀中领导下创办的。不久，张秀中调任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并兼任北平左联宣武门外支部书记。当时他还以《荒草周刊》为纽带，团结师范大学、民国大学、中国大学等学校部分进步学生。张秀中一方面参加党的活动，传达党的指示，另方面，他利用参加文艺座谈会的机会，讲革命形势，讲世界普罗文学的概况，许多为民族危亡而忧心的热血青年，团结在他的周围，见到他就觉得找到了良师益友和引路人。

1934年5月，他的革命活动被敌人侦悉，5月30日，他在西单一家书摊前发觉有便衣特务跟踪，便机敏地将一张写有秘密内容的纸揉成团吞入腹内。他不幸被捕后，虽经敌人严刑拷打却未暴露秘密。6月，被押解到南京判刑，投入伪中央军人监狱，失去了组织关系。张秀中在狱中坚贞不屈，曾偷写感愤诗70余首。由于监狱生活的折磨，他患了肺病。直到1937年国共合作形成，才随一批难友获释出狱。

他从南京出狱后，先后辗转在汉口、西安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和教育、新闻、文化工作。1937年底至1938年春，在西安几个月时间里，他仍勤奋写作，在郑伯奇主编的《救亡》周刊发表文艺评论文章，并编著《抗敌文艺论集》（已脱稿，但未见出版）。1938年秋开始，先后辗转在河南、山西进行抗日游击工作。

1940年秋开始，他一直在太行文联工作，任文联秘书、常委等职，任过《华北文艺》编委，主编过《华北文艺》，还在《新华日报》（华北版）、《诗风》、《青年与儿童》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论文和诗歌，其中《鲁迅与新文学》较为重要，是当时当地颇有影响的一篇学术文章。

1943年秋,他响应党的号召，在太行文联中第一个要求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实职实任，他的行动表明他的文艺思想的重大飞跃和升华。当时文联的领导和同志们一再劝说他，等环境、身体稍好再下去，他曾感慨地说：“是啊，我明白那是组织上对我的爱护，可我要争取时间，使我的思想和灵魂，更符合人民的需要啊!至于我什么时候再回文联，这不能有规定的时间，那就看深入生活考试及不及格，能不能领取人民给我的文凭了。”秀中这些肺腑之言，在太行文艺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同志们为之感动，对他分外敬佩。这时太行区党委终于批准恢复他的党籍，同时欣然批准他深入到涉县第六区任区长。在艰苦的环境和繁重的抗日工作中，他抱病夜以继日倾注全力为党工作。这样一来，他的病情日趋严重，加上医疗条件几无，他终于卧床不起，于1944年8月病故在涉县河南店，时年仅39岁。

张秀中是一位具有较高马列主义水平的老党员，还是一位有才华的诗人和文艺理论家。他在北平近九年的时间里，不畏艰险，不怕牺牲，日夜奔走在北平城乡，传达党的指示和主张，将全部智慧献给了人民革命事业。他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他待人热情、诚恳，言行一致，善于团结同志，他的这些思想和品德，受到许多同志的敬仰。他短暂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近百万字的文学遗产，这实际上已为他树立了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这座丰碑将与世长存，他的业绩，他的形象也将永远铭刻在北京人民心中。

（英烈事迹材料由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