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止戈同志历任青年团北京地委书记、中共旅莫支部书记、张家口党的地委委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部高级参议和北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等职务。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宣传马列主义、发展壮大党团组织、创建抗日同盟军作出了重要贡献。1933年10月在河北省顺义县（现属北京市）与日军作战中为国捐躯。时年31岁。

武止戈，又名武熹祖，化名胡之康。1902年4月20日出生在陕西省渭南县武赵村一个绅士的家庭，后迁居西安。

武止戈7岁在西安就读私塾，后入健本小学和外国教会办的中学——圣公会学校。五四运动中积极参加西安地区的反帝爱国宣传活动。1920年春考入天津南开中学。

五四运动后的天津，青年学生思想非常活跃，武止戈耳濡目染，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他认真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问题》和《新青年》等进步书刊，积极参加这里的学生运动。

随着革命斗争的迅速发展，武止戈和许多进步青年，深感组织起来的必要。1922年初，他同屈武、邹均等创办了《贡献》月刊，热情宣传社会主义。他在《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一文中，赞颂俄国十月革命，指出社会主义已“成为世界的问题”；其趋势将“弥漫全世界”。他还尖锐地提出：“凡有害于世界上、社会上的人，都是我们的仇敌，我们都应该拿脑髓血液同他们——害人的人——宣战的。”希望广大青年奋起改造社会，为世界上大多数人“谋幸福快乐、自由、平等。”

1922年6月，武止戈在南开中学毕业，到北京一面复习功课、准备考大学，一面积极参加党团组织领导的革命活动。在北京，他结识了陕西旅京的学生领袖、北大学生、共产党员刘天章。通过刘的引荐，武止戈多次拜访了李大钊同志并去北大听课，受益匪浅。这年10月，武止戈和刘天章、杨钟健、魏野畴、李子洲等共同发起将《共进》半月刊社改组为进步的政治社团——共进社。1923年初，经刘天章介绍，武止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武止戈入党后，更加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先后为《共进》杂志撰写了《政治革命的意义》《五四》《五五》《五七》《又一年了》等十余篇重要文章，内容丰富，旗帜鲜明。

首先,他热情赞颂马克思科学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他赞颂马克思是“共产主义的创立者”“社会主义经济学派的始祖”“是一个大社会学者而兼大历史学者”“又是一个最有力的社会主义者”“不只是一个大思想家，他还是一个实际运动的战士。”尤为可贵的是，武止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正确地论证了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指出：“一切社会制度，是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之上的，经济组织不改组，政治的改组是无用的……经济革命成了功，全人类就得到了解放。在工业不发达的国家里，经济的条件不够，经济的改组不能一时实现，我们先应当由政治革命下手，得到了政治权力，用政治权力，督促经济的改组提前举行。”

第二，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主张“组织联合战线”“打倒国际帝国主义”。1923年5月，武止戈在《五七》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日关系，明确指出：“中国的贫民受军阀官僚的压迫，日本的贫民也是一样的受他们本国军阀的压迫。日本的劳苦群众和我们受的是一样的痛苦；他们也是天天要求解放，要求自由，酷爱和平。他们恨他国的军阀官僚资本家也和我们是一样的。”“中国和日本——里面都是有一个阶级在受痛苦，一个阶级在上面掌着国家权力，吸取劳苦群众的血汗。侵略中国的是日本的权力阶级，不是日本的劳苦群众。”“我们要认清二十一条是中国军阀和日本军阀的私相授受，与两国民众无干"，“我们要和日本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组织联合战线一致各向各的权力阶级进攻！”“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第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武止戈根据“二七”惨案的教训，尖锐地指出：“军阀的横暴并没有减杀一点，北洋军阀直接管理北京政府后，使政治愈趋于反动……我们仍然是在国际帝国主义和军阀重重宰割之下。我们的负担一年比一年重了，在打倒我们敌人的方法上，我们都得到了不少的教训。和平的方法督促军阀和列强的觉悟，越证明其不但无效，有时且被其利用或自行投降；调和的方法是‘养虎遗患’或故意延长敌人的生命,只有流血革命一条路是通的，只有这一条路是最捷的路径。”“打倒武力非武力不可。手枪、炸弹，都是我们的武器啊！”

第四，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教育革命的思想。武止戈指出：“教育的职能是要给学生革命的能力，向上的精神，以创造未来的社会。”他还揭露了帝国主义在中国利用办教堂、设学校而推行文化侵略，欺骗人民，麻痹青年的罪行，尖锐地指出：“宗教是人类的鸦片”“我们为全人类的解放，中国人民的解放”要发起非宗教运动，“抵抗宗教势力的侵略”。他希望教育界的革命者团结起来，改革教育，指出：“无团结是不能与旧制度对抗的。”

武止戈的上述文章和光辉思想，对传播马列主义、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起了不小的作用。

由于武止戈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组织才能，1923年夏，当选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在李大钊同志的具体指导下，积极发展壮大团组织，任期内（夏至冬）团员由不足百人发展到一百八十多人，成立有二十个支部。为提高团员的阶级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他同党的地委负责人共同研究决定，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党团员大会，请李大钊等领导同志作报告，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党的方针政策和时局。武止戈还积极组织广大学生团员深入到工厂，协助党组织和工会举办劳动补习学校，教工人学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常识。他自己以身作则，多次到工厂作调查，给工人上课，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深受工人们的欢迎。武止戈和广大团员通过与产业工人的广泛接触，逐渐了解到工人阶级的思想和生活，体会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决心向工人阶级学习，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到底。

对于武止戈同志领导的北京团地委的工作，团中央给予了高度评价。1923年8月25日,团的“二大”决议中赞扬“北京地方团，对于政治宣传，尤其是学生运动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

1924年初,党组织送武止戈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同年5月，党组织又决定派他去苏联东方大学学习。他在去苏途经陕西时，和王尚德、魏野畴等同志创建了陕西地区最早的两个团组织——渭南赤水支部和西安支部。

1924年夏至1931年，武止戈在苏联先后入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院学习，担任过中共旅莫支部书记，做过工人工作，使他在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武止戈回到离别八个春秋的祖国，准备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不幸于1932年春在哈尔滨被捕，先后羁押于沈阳、大连。敌人的严刑拷打和非人的折磨，使他身染重病，但他英勇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后经党组织和友人的营救而恢复自由。出狱后在上海养病，病稍好转即请求组织分配工作。

1932年冬，武止戈被党组织派往张家口协助冯玉祥将军筹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参与中共张家口特委的领导工作。先后担任了抗日同盟军总部高级参谋和北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等职。曾协助吉鸿昌将军指挥作战，收复了沽源、康保、宝昌、多伦等察东四县，把日寇赶出察哈尔省。

1933年9月中下旬，武止戈又协助吉鸿昌、方振武等抗日同盟军将领，率部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克复怀柔、密云、昌平等县城。10月初发起汤山战役。当时同盟军遭到日寇飞机和大炮的袭击，蒋介石的中央军又从三面进行包围，从兵力到装备都处于劣势。但是武止戈和同盟军的将士们斗志高昂，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每当冲锋号起，他们就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挽起袖子，手持大刀或步枪，前仆后继地向前冲，几经厮杀，消灭了敌人一个团，攻占了大小汤山，给日寇和国民党的中央军以沉重的打击。

敌人不甘心失败，蒋介石、何应钦和日寇勾结，调派九个师的兵力合击抗日同盟军。10月13日中午，日寇的大批飞机配合国民党中央军的大举进攻，对抗日同盟军驻地顺义县许南园村进行狂轰滥炸。武止戈同志临危不惧，骑着战马指挥部队转移、隐蔽，不幸中弹，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英烈事迹材料由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