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滉（1900～1934），白族，云南人。

每当人们走进清华大学图书馆时，那镶嵌在门厅墙壁上的汉白玉烈士纪念碑，便会首先映入眼帘，碑文写道：

他是清华最有光荣的儿子，

他是清华最早的共产党员，

他为解放事业贡献了生命，

施滉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这座纪念碑是清华大学1924级的校友们，在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校庆日，为纪念他们亲密的同学、清华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施滉烈士而建造的。那字字生辉的诗句，赞颂了烈士革命战斗的一生。

一、求 学

施滉，字幼生，幼年名振宗。1900年出生在云南省洱源县一个贫寒的家庭里。他的父亲原姓赵，是个小学教员。由于家境贫苦，无力娶妻,只得入赘施家，所以施滉随母姓。父亲的收入十分微薄，还要靠母亲卖豆腐脑补贴日常的开销。艰难的生活使幼年的施滉懂得了生活的艰辛，形成了他能吃苦耐劳和坚韧顽强的性格。

1905年，施滉5岁时，随父亲去昆明上了小学。小学毕业后又就读于云南省中等军医学校。施滉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在军医学校学习期间，门门功课都是优秀。最后一年，毕业考试名列榜首。按当时校方的规定，象施滉这样的优等生应该保送去天津高级军医学校继续深造。但是，由于施滉家境贫寒，继续深造的资格被取消了，顶替他去的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施滉纯洁的心灵，使他抛弃了幼时天真稚气的想法，开始感到这个社会的不平等、不合理。他懂得了这个社会是为有钱人服务的，他憎恨这个社会。这次打击促使施滉更加顽强地刻苦学习，终于在1916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的清华学校。这一年，施滉年仅16岁。

在清华就读时，施滉生活非常俭朴，他经常是靠半工半读来应付日常的费用，曾经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做过学生助理。施滉非常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他不但学习勤奋，成绩优异；还以热心公务、乐于助人、爱护集体等美好的品德，赢得了同学们的爱戴和尊重。

当时的清华学校，对学生进行的是所谓文明的美国化教育加封建式的管教。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年轻的施滉并没有机械地接受“奴化”教育，他在美国的“文明”教育背后，看到的是血腥的殖民统治和疯狂的殖民掠夺；在中国式的封建管制背后，看到的是封建制度的愚昧和政府的腐败无能。对此，他深恶痛绝。他从不同那些纨绔子弟同流，而是经常同许多爱国的、有觉悟的先进青年在一起，共同探索着铲除黑暗的封建制度、通向美好社会的道路。

二、投身革命

伟大的十月革命，给在黑暗中苦苦探索的人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逐渐成长起来。这些先进青年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革命的经验，以唤醒中国民众。于是以《新青年》为代表的一大批进步刊物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全国各地。施滉也同无数爱国青年一样，迷上了这些进步刊物，并深受其影响。尽管这时施滉还不完全了解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但是他已经开始认识到要拯救中国，单凭读书是不行的，有志于救国救民的知识分子应该面向社会，摸准社会的脉搏，研究时代的命题。从此以后，施滉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了中国社会，并开始接近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这时施滉才19岁，他勇敢地参加了这一伟大的爱国运动，同其他爱国青年一道，面对敌人的血腥镇压，顽强地进行斗争。

6月初，当时的反动军阀采取了残酷的手段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他们出动了大批军警，逮捕了北京的一千多名爱国学生。施滉也被捕了。当他被带上警车的时候，他面无惧色，大义凛然地痛斥反动派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罪行，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应有的气概。施滉知道，他所选择的路是一条荆棘丛生、艰难曲折的道路。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得到一个光明的社会，需要付出血的代价。

三、执著地追求

五四运动后，清华学生中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日益活跃起来。施滉、冀朝鼎、徐永煐等人抱着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愿望，组织成立了一个以施滉为首的进步学生社团——唯真会。唯真会的宣言提出了该学会的宗旨——“本互助和奋斗的精神，研究学术，改良社会，以求人类底真幸福”。为实现其宗旨，他们还强调个人的道德操守，奉行“不抽烟、不喝酒、不嫖、不赌、不讲假话”的“五不主义”。这在当时是很有进步意义的。那时，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新青年》等刊物已在校内流传，特别是李大钊同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更为进步学生所喜爱。唯真会的成员们在这种进步思想的影响和推动下，接受了“劳工神圣”的思想，组织了“工读团”，并借了一间教室做工场，每人每天劳动一小时，在那里印信封、信纸、种菜。他们还办了一所工人子弟学校，教工人学文化。施滉等人经常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马夫和人力车工人中间，观察、了解他们的生活。这一时期的亲身体验，使他认识到要救国就得先救民，重要的任务是要唤醒劳苦大众，团结他们，一道冲破黑暗。1920年“五一”节前夕，唯真会编印了一期《劳动声》刊物，在学校内外散发，向学生、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施滉还通过他主编的校刊《清华周刊》，抨击时弊，引导同学关心国家大事。在他们的带动下，一批进步学生团结在他们周围，逐渐形成了一股进步的力量。

1923年，施滉，冀朝鼎、徐永焕、胡敦源、章友江、罗宗震、梅汝璈和女师大附中学生罗静宜八人，在唯真学会内部，成立了一个名叫“超桃”的秘密核心组织，推施滉为领导人。（“超桃”是超过“桃园结义”的意思，它强调集体主义精神，有严格的纪律。）他们针对当时清华学生中流行的“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等思潮，指出在中国，任何希冀靠科学、教育救国的思想，都只能是幻想，并提出了“政治救国”的口号，决心通过政治途径改造社会。他们还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当时反对孙中山先生的封建军阀，揭露他们欺压百姓的罪行，强调要拥护孙中山。在校内，他们同1921级的罗隆基等人搞的“大清华主义”（后发展为“大江学社”，宣扬国家主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超桃”成员成为唯真学会及清华进步力量的代表。1924年,施滉当选为清华学生会会长。同年，施滉等唯真会的代表来到广州，见到了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李大钊同志热情地肯定了他们的革命活动，鼓励他们的斗争精神。从此，唯真会与李大钊建立了联系。与李大钊的会见,对施滉以后走上革命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使他从一个民主主义者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

四、在战斗中成长

为了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1924年，施滉等人决定赴美国留学。临行前，他们去看望李大钊同志，大钊同志叮嘱他们要注意了解美国的社会情况，向美国人民学习。特别指出留学生应该以祖国的利益为重，结合中国的国情，把对中国有用的东西学到手。尤其令施滉等人激动的是，孙中山先生会见了他们。当时正值国共合作初期，孙先生热情地鼓励他们要“以俄为师”，谆谆教导他们：“美国是个帝国主义国家，去看看它是个什么样子也好，但不要学它。”民族的兴亡，导师的嘱托，使施滉深深感到了自己肩负的重任，这种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成为施滉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坚强支柱和巨大动力。这年秋天，施滉进入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东方史，1928年底，取得了该校历史硕士学位。学习期间，他牢记祖国亲人的教诲，刻苦钻研。在毕业论文中，施滉把理论与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论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探索中国革命的出路。

1925年，中国爆发了“五卅”运动，身在异国的施滉，时刻关注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他和同志们冒着危险，积极在华侨和美国人民中间进行反帝宣传，揭露帝国主义的罪行，介绍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英勇事迹。同年秋天，“超桃”全体成员先后到达美国，在全体成员大会上，大家分析了当时国内形势及各党派的动向，认为“三民主义”不是彻底革命的主义，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一致表示要参加共产党，走共产主义道路。施滉和他的同志们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从此，他们和美国共产党人并肩战斗，并参加了当时由美共领导的“反帝大同盟”。

1926年，施滉等人组织了“中山学会”，广泛团结进步的留学生，争取了对留学生的领导权。

同年，他们参加了美共旧金山区委组织的反帝大会，参加了由美共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和一个研究小组，从此，施滉在思想上、组织上开始和共产党建立了联系。同时，他们还组织了旧金山中国城华侨的反帝会议，在美国各地开展反帝宣传活动，发动华侨支持国内的北伐战争。

为了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施滉参加了国民党旧金山支部（这时的国民党已与共产党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团结国民党左派，支持广州革命政府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揭露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右派）。为使华侨认清国民党右派的真面目，施滉等自办了《国民日报》（该报后改名为《华侨日报》,至今仍在出版）。施滉等人通过革命活动，团结了广大爱国侨胞,极大地激发了侨胞的爱国热情，他们有的捐款，有的赠物，纷纷参加了反帝爱国的革命运动。

1927年3月，即“四•一二”政变前夕，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勾结起来，利用共产党内陈独秀奉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使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在美国，一些意志薄弱者纷纷退出革命队伍，有人劝施滉也不要再冒险了。是继续革命还是妥协后退，两种选择摆在施滉面前。这时的施滉，已经是一个有几年革命斗争实践的老战士了，他的实践告诉他，他选择的路是正确的。他相信共产党，相信党的事业必定胜利，人类的光明前景是共产主义。面对眼前的白色恐怖，施滉没有畏惧，毅然决然地在这革命处于危难的关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面向祖国，庄严宣誓：生为祖国战，死留革命魂！表现了共产党人伟大的气概。在施滉的影响下，“超桃”的其他几位同志，除一人外，几乎同时加入了共产党，“超桃”组织随之宣布解散。这是清华留美学生中较早的一批共产党员。其后他们又介绍留美学生和华工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共产党，壮大了革命力量。

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内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远在美国的施滉，由于不能公开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只能以一个留美学生、华侨、反帝大同盟成员和中山学会会员的身份与反革命分子周旋。他到处发表宣言，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人民的罪行，揭露国民党右派分子的种种反革命伎俩。并把这些宣言编印成册，广为散发，在华侨和美国人民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美国报界纷纷谴责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华侨们也纷纷集会，声讨蒋介石的罪行。

在这以后，施滉主持出版了《先锋》报，并在美共中国局工作。他领导美共中国局的同志们积极参加了1927年——1929年美国共产党内进行的反对托派分子坎农和机会主义分子洛夫斯东的“美国例外论”的斗争，拥护以福斯特为首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并受美共中央委派与加拿大、古巴共产党取得联系。他亲自到古巴，在华侨制糖工人中进行革命活动，帮助他们建立共产党组织。当时，中国驻哈瓦那领事馆出面警吿施滉，强迫他停止革命活动，甚至以暗杀相威胁，限他于24小时内出境。但施滉毫不惊慌，他从容不迫地完成了计划好的任务，然后离开古巴。由于施滉领导的美共中国局的努力，先后在加拿大、墨西哥、古巴等地的华侨中建立了共产党支部，成立了华侨反帝大同盟。

五、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

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

施滉在对敌斗争中，勇敢顽强，不屈不挠，对待工作，则兢兢业业，从不考虑个人得失，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崇高的品质。

1929年，党组织送施滉到莫斯科学习，以后又派他到少年共产国际从事翻译工作，不久又调他到一所工人学校作翻译工作，并帮助工人学习。施滉服从工作需要，每到一处都努力学习、工作。当时，施滉的爱人也在莫斯科，他离妻子的住处很近，但施滉却一直聚精会神地工作、学习，很少去看望妻子。这一时期，他边工作，边学习，系统地阅读了马列主义著作，学习了组织工会和开展群众斗争的经验和方法，准备回国后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

1930年，施滉从莫斯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党中央将他留在中央翻译科工作。为了了解世界革命斗争发展形势，他翻译了大量资料。他每翻译一个文件，总是首先研究全文，经过反复思考融会贯通后,才着手翻译。他担任翻译期间,经常工作到深夜。他翻译的东西数量多、质量高、速度快,深得同志们的好评。

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作出纠正“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决议，施滉也积极参加了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并向党中央提出过批判“左”倾错误的书面意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党派施滉同志到香港担任海员工会秘书。当时，香港的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有的党员公开叛变了革命，有的则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搞破坏，所以，工作的危险性很大。施滉不顾个人安危，紧紧地依靠海员工人，并深入到他们之中积极地开展工作，很快就与香港海员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建立了联系，使已遭到破坏的党组织又恢复了生机。但是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施滉和蔡和森同志相继被逮捕。在狱中，他不屈不挠，顽强地与敌人斗争。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你若被捕，打你，你不理他，他自然没办法；请你吃好东西，只管吃，吃完后还是不理他，他更没办法。信中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嘲笑。最后，由于党组织的多方营救，施滉才得以出狱。

出狱后，施滉先到上海做了短期的工会工作，又被派往河北，担任中共河北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不久，又担任了河北省委书记。最后，又来到了北平。此时，正值革命最艰苦时期，民族危机深重，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施滉以在北平艺专教书为掩护，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1933年冬，由于叛徒的出卖，施滉与其他正在北平艺专开会的13名同志一道被捕了。在狱中，他仍坚信革命必胜，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面对残暴的敌人，他视死如归，坚贞不屈，并大义凛然地痛斥反动派的罪恶行径。最后，施滉同志含笑迎着敌人的屠刀走施，为中国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牺牲时年仅33岁。

施滉烈士离开我们已经五十多年了。他所炽爱的祖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今天的大好时光，我们不由得回想起施滉烈士为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

（英烈事迹材料由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