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挹兰（1893-1927），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西乡。祖父给她取名叫兰秀，后来她自己改名叫挹兰。1927年4月28日，张挹兰同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在反动派的绞刑架下惨遭杀害。

张挹兰自幼聪明伶俐，遇事有主见。祖父在当地开办了一所私塾，挹兰多次请求祖父教她读书识字。祖父经不住她的软磨硬泡，在私塾放学后，悄悄地教她认字。她天资聪明，一些简单的字句很快就能记熟了。但是，祖母是个受封建礼教影响很深的人，对祖父教挹兰读书识字百般阻挠。祖父在重重压力下不敢再教孙女识字了。挹兰便自学起来。她背着家人，利用一切机会读书，还在自己的房里偷偷练习写字。十一二岁时，挹兰就能读一些难懂的古文了，一笔小楷也写得满象样子。

十七八岁时，挹兰迫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了当地一个姓龙的自耕农，不久生了个儿子。然而，1915年的一场大瘟疫，让张挹兰痛失爱子，为缓丧子之痛，她离开家去县里的女子学校读书。

1919年，几经周折，张挹兰来到北京，决定跳过中学阶段，直接去考大学。她摆脱家庭的阻挠，进了一个私立女子补习学校。经过半年多的刻苦补习，考取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预科。在女师大预科期间，挹兰结识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北京第一个女共产党员缪伯英。挹兰和缪伯英是湖南同乡，又在同一个学校读书，很快就成了要好的朋友，经常在一起交流思想，缪伯英的思想作风对挹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挹兰住校学习了一年，由于家里拿不出钱来继续供她读书，便和刚从学校毕业的弟弟一起南下到苏门答腊的首府棉兰担任华侨小学的教师，姐弟二人打算自食其力，努力攒钱，然后到欧美去留学，以便将来用教育挽救祖国。在华侨小学教书并不令人感到愉快，人与人之间互相欺诈，学校里同事之间勾心斗角，丑事层出不穷，挹兰放弃了在南洋谋生并积攒学费的打算，返回祖国。

1922年，张挹兰回到北京后，克服种种困难，考取了北京大学预科。在北京大学，她结识了不少进步人士和有志青年。当年在危难中，曾拿出自己的薪金接济过挹兰姐弟的李大钊先生，成了挹兰最好的老师，对她的思想转变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1924年秋，张挹兰在北大预科毕业后，升入北大文科教育系学习。她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并走向社会，投身到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洪流中去。

1925年4月，张挹兰在北大加入了左派革命团体“中山主义实践社”，后来，她又参加了国民党，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她拥护共产党的革命主张，积极宣传与共产党合作。不久被选为“实践社”的理事。在斗争中，张挹兰逐渐认识到国民党右派假联合真反共的实质，对社会上顽固势力害怕革命、诋毁革命、破坏革命的丑恶面目深恶痛绝。她坚信共产党是革命的领导力量。

由于反动军阀加紧搜捕革命党人,1926年3月，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一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驻华大使馆西院的兵营里，继续领导北方革命力量向敌人展开斗争。4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改组，张挹兰当选为北京特别市党部第三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又被任命为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的秘书。为在妇女界团结进步力量,扩大政治影响，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创办了一份妇女刊物《妇女之友》，张挹兰担任刊物主编。在她的认真组织领导下，《妇女之友》越办越好，影响日益扩大。那时，在西城报子胡同49号，成立了一所名叫“鳗云女校”的职业学校，张挹兰被选为校长。学校虽然不大显眼，但却是妇女工作的一个重要联络、集合点，成为当时妇女运动的中心之一。

1927年3月，担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妇女部长的共产党员刘清扬调往武汉国民革命政府，挹兰接任了妇女部长的职务。

由于大军阀张作霖与直系军阀狼狈为奸，疯狂迫害革命党人、进步人士，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处境日益险恶。张挹兰提前接到组织通知，已被张作霖录入黑名单。但她考虑到工作的需要，坚决不肯离去。

1927年4月6日，特务和警察闯进张挹兰家，逮捕了她。4月28日,张挹兰和李大钊等革命志士一起，在敌人的绞刑架下英勇就义。

（英烈事迹材料由北京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