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丁利娜，现为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长期从事田野考古一线工作，为首都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2014年荣获“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21年荣获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及“首都最美巾帼奋斗者”称号，2024年入选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及北京市第十五次妇女代表。近年来主持中宣部人才培养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北京社科基金项目等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7项，出版专著2部，合著3部，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取得了金中都考古发掘与研究的突破性进展，深化了金中都作为北京“都之源”的城市价值，为讲好北京故事、打造北京历史文化金名片提供了重要素材。

北京市宣传思想文化高层次人才培养资助项目

《北京建都之始——金中都城墙遗址考古研究》

金中都是北京建都之始。公元1153年，金帝完颜亮迁都燕京（今北京），改称“中都”，开启了北京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首都的辉煌历程，也为其后元、明、清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此奠定历史根基。今天的北京，拥有超过870年的建都史、3000余年的建城史以及50多万年的人类生活史，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的伟大见证。

金中都遗址位于今北京市西南部，地跨西城区和丰台区，是一座由外城、皇城、宫城三重城垣相套而成的都城，总面积约25平方千米。目前地表尚存的三段残城墙均位于丰台区境内，1984年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是北京古都风貌的重要实物遗存。

城墙与城门作为古代都城的关键组成部分，既是城市防御的核心设施，更是彰显礼制与统治思想的建筑标志。近年来，对金中都外城西、南城墙及端礼门遗址的系统考古发掘，进一步夯实了金中都作为北京“都之源”的实物依据，也让我们对这座都城的城市结构、功能布局与文化内涵，有了更具体而深入的认识。

一、固若金汤的城池——中都城的营建史实

天德二年（1150），金帝完颜亮采纳“惟燕京（今北京）乃天地之中”的建议，下令征调民夫八十万、兵夫四十万，正式启动燕京城的营建工程。天德四年（1152），燕京新宫落成。贞元元年（1153），完颜亮“以迁都诏中外”，改燕京为中都，设大兴府。直至贞元三年（1155），中都城主体营建工程基本告竣，前后历时约五六年。

图一

图二

城垣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我们重现了870多年前中都城的建造实况。因迁都仓促，工期紧张，外城墙的营建因地制宜，随形就势，不一而就。在土质坚实、地基稳固的区域，城墙平地起建，拔地而起；而在土质松软、地基欠佳区域则别具匠心：先开挖深约80厘米的地下基槽，填满碎砖石并夯实，再于基槽中密植长木桩（图一）。这些木桩向下扎入墙基，向上延伸至墙身，既像“地钉”一样加固基础，又作为“永定柱”强化墙体结构，构思巧妙，一举两得。为进一步增强土墙的坚固性，金人以圆头夯具逐层夯筑墙体，形成厚约5～15厘米的夯层和直径约3～13厘米的密集夯窝（图二）。根据考古地层，金中都城墙起建于现地表以下2米处，基础宽24米，墙体残存最高2.5米，复原高度可达16米，规模宏大、气势巍峨。

为提高作战效率，城墙外侧还增筑了用于防御的马面，平面呈圆角梯形，面阔20米，进深约8米，外围包砖加固。马面突出于墙体外侧，可三面迎敌，有效弥补了城墙防守死角，提升了布防灵活性。在距马面约10米处，考古发现了金中都外城的护城河遗迹，河道深约2米，宽度达66米，这一尺度在古代都城防御体系中较为罕见。如此设计很可能与宋代以来火炮使用及填壕战术的发展有关。面对攻城手段的升级，都城防御理念逐步由传统的“城高池深”向“城高池阔”演变，通过拓展防御半径以应对新的军事挑战。

高大的城墙、宽阔的护城河以及密集的马面，共同构成了金中都坚固的城防体系。史载，金末中都曾四次成功抵御蒙古大军围攻，其坚不可摧，可能正得益于这套“城高池阔”的先进防御体系，彰显了金代在军事工程上的创新与智慧。

二、端正礼仪之门——端礼门蕴含的文化内涵

端礼门位于金中都外城南垣西侧。“端礼门”之名，源于儒家“五常”中的“礼”，意为“端正礼仪”。与之相应，东、西、北三面城垣还设有施仁门、彰义门与崇智门。这套命名系统不仅深植儒家伦理，其方位布局更暗合五行学说，将道德理念融入空间秩序，体现了金朝对汉文化的深度吸收与创造性运用。

考古发现的端礼门遗址由两侧墩台与中间门道构成，东西总面阔30米，进深18米（图三）。东、西墩台为门楼基础，基部以三层垫砖铺砌，层间夹以夯土加固，结构坚实。其上为逐层夯实的台基，残高0.8米。门道宽约6米，中部保留将军石基础，路面可见明显踩踏痕迹与数条南北向车辙。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北侧路面残留数个疑似马蹄印迹，还原了当年端礼门内外车马穿行、往来不绝的景象。在城门外侧有瓮城，平面呈马蹄形，东西最宽39米，南北最长28米。瓮城北侧与主墙相连，形成护门小城，其作用在于诱敌深入后形成“瓮中捉鳖”之势，从而有效阻滞敌军。端礼门附近出土的大量摆放整齐、大小不等的石礌等作战工具（图四），生动再现了870多年前战火纷飞、矢石如雨、浴血守城的激烈战况。

考古研究证实，金中都端礼门的规格为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单门道、过梁式门楼，与唐宋以来都城侧门的等级规制高度一致，显示出女真帝王对中原都城制度的继承。作为金中都外城西南门户，端礼门主要供中低级官吏、工匠、杂役及外国使臣等人员通行，同时也是物资运输与军事布防的重要通道。

三、文化融合之城——中都城的多元与统一

金中都的创建者完颜亮，是一位对汉文化极为推崇与仰慕的女真帝王。营建中都之初，他便有意仿效北宋东京汴梁的规划，在辽南京旧城基址上向东、西、南进行扩展，从而形成“外城—皇城—宫城”三重相套的都城格局，以核心宫殿大安殿所在的南北一线为中轴线，两侧建筑对称分布，充分体现了皇权“居中”“居正”“居高”，延续了唐宋以来日趋成熟的都城模式。其方形外城与每面三门之制，契合《周礼·考工记》所载理想都城的模式，以“仁、义、礼、智”命名的四面城门，更是凸显了儒家伦理的文化内涵。

防御体系上，金中都构筑了“城高池阔”的坚固系统，反映出女真统治者从宋金战争中吸取经验，创新性地融合了多民族的军事智慧。城市格局方面，金中都城在原辽南京区域延续了唐代封闭式的里坊结构，而新扩建区域则采用宋代以后兴起的开放式街巷，形成“双制”并存布局，是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上唐宋变革重大转型的实物例证。

此外，金中都的水系与园林营建也别出新意。除沿用辽南京原有湖泊岛屿外，特意将莲花河纳入城内，既保障了宫苑用水，也提升了城市的山水景观品质。在宫城与皇城内设置多个园林区，如宫城中的鱼藻池、皇城周边的东、西、南、北四苑等。同时，在城外近郊营建数量众多的离宫别苑，如西郊钓鱼台、东郊长春宫、城南建春宫、城北万宁宫，以及香山、玉泉山行宫等。金章宗时更在西山敕建“八大水院”，以满足驻跸行苑之需。这些星罗棋布的水苑宫囿，点缀在中都城内外，形成一幅微缩的“捺钵图”，延续了女真民族春水秋山、渔猎巡狩的传统习俗。

总体来看，金中都城布局严整、礼制鲜明。它既继承和吸收了中原都城规划中的礼制思想与农耕文明定居传统，又保留了北方民族捺钵文化的流动特质，在空间结构与制度文化层面均呈现多元融合的倾向。正是这种交融性，使得金中都成为中原文化与女真习俗深度整合的典范，也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与发展过程的有力见证。

北京因“都”而立，因“都”而兴。金中都作为北京建都肇始之城，是其多元与包容文化精神的历史缩影。深入挖掘金中都的文化内涵，对于传承古都文脉、推进首都文化建设，具有深远而重要的意义。

（供稿单位：北京市文物局）